【學生投稿x通識沙龍】重讀《明夷待訪錄》——從經典到現實

撰文:林慧慈(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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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下午,大學通識教育部講師劉保禧博士分享了名為「從政道到治道——《明夷待訪錄》的兩種讀法」的「經典讀書會」。在介紹學者對《明夷》的詮釋、提出意見的同時,他亦分享了一些閱讀經典的心得,值得反思。

講者先簡單介紹了《明夷》原文的主要思想。容我粗略地概括一下便是:黃宗羲認為三代而下是「私天下」,而他所推崇的是與之相反的「公天下」,認為君主應「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其書一出後並無引起討論,直至梁啟超於清末討論該書才使這蒙塵二百多年的明珠重見天日。

梁啟超認為該書帶有反抗專制政府的民主思想。他指出,〈原君〉一篇表明人民在政治上有極重要的位置,與民主中人民有平等政治參與權的思想相合,故梁認為黃宗羲是中國的盧梭。講者指出,梁的詮釋提供了一個討論框架,將之後有關該書的討論均規限在了研究「中國傳統」與「民主」的關係上。在近代,牟宗三先生亦抱有與梁相近的看法,並提出了「政道」與「治道」之分,指出中國長遠以來只顧治道而忽視政道,而從西方引入的現代民主制度則可與中國傳統公天下精神結合,重興政道。講者認為梁等人的詮釋並不有力,較為傾向中國傳統與民主之間並無關係。石元康先生與溝口雄三分別從哲學概念分析及歷史上反駁梁的說法。石認為《明夷》一書展現的是中國傳統儒家觀念,與民主南轅北轍。首先,〈原君〉一篇旨在追溯君主的來源,但了解君主的來源不等同證明其有政道。其次,《明夷》提倡的較像是家長主義,而非民主提倡的自治精神。溝口雄三則追溯明代歷史,指黃藉《明夷》一書處理他所在的地主階級所面對的問題:政府與民爭產的土地問題,與政道治道等政治討論毫不相關。

雖然後世的討論似乎已成功反駁梁為民主與《明夷》之間建起的連結,但講者仍認為梁讀經典的方法十分值得欣賞,因他懷有現實政治關懷。梁處於內憂外患的清末,目睹國家日漸衰疲,希望重興國邦,於是提出《新民說》(1902-1903),同時重提《明夷》,提出其思想與西方民主相合,意在拓闊國家想像,重建大一統中國。故雖然梁的詮釋說服力不大,但講者仍是十分欣賞他對現實政治的關懷。後來同樣研究《明夷》的Daniel Bell亦是帶有同樣的政治關懷,提出該書實質是展示了中國傳統儒家的賢人政治,遠優於民主,為現代中國模式辯護。

講者在短短一小時為《明夷》的學者研究作了很精要的概括,我亦十分同意他對該書的看法。《明夷》一書並非如梁所言帶有民主成份,而是有關儒家賢人政治。這並非作者思想不夠前瞻性,而是政道根本不是當時社會所關心的問題。但這亦非如牟所言,中國只有治道而沒有政道,而是中國社會的政道與西方的政道有所不同。中國的政道透過一系列「不科學」的方法,包括訴諸君權神授或是神話,例如秦襄公說自己是白帝後裔、漢高祖說自己是赤帝之子等等,直至清末引入「德先生」及「賽先生」等西方思想後,人民才轉尋更為科學、理性的政道。但姑勿論君權神授的說法合理與否,但當時的人民接受這套說法並願意服從當權者統治,國家便有正當性。而西方證成政道的方法則源於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的社會契約論,重視人的自主性及理性,認為在一定條件下才會迫使人民同意國家統治(例如自然狀態)。比起中國,西方更早進入俗世時代,造成中西對政道的不同理解。所以,在政道「自明」的古代中國社會,作者所研究的是治道,著重統治者如何可以管治好國家。強將《明夷》視為中國的民主思想開端,實在是扭曲了原文。

這也引申到如何讀經典的問題。固然如講者所言,梁啟超希望藉重提經典,拓闊國家想像,是為國家大事著重,這種政治關懷十分值得欣賞,但這是否一種讀經典的好方法呢﹖我對此則有所保留。畢竟為了政治或其他目的而片面選讀或甚至扭曲原文文意並非可取之舉。與其他文本,例如柏拉圖的對話錄等以對話間接地表達其思想、可以引起迥異的解讀分析不同,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接近現代學者所的論文,直接了當地表明他對政治的想法,描述了整個政制以至國家教育應如何進行。當我在修讀政治哲學時,常常要閱讀與該書相似的論文,而往往我們都是原原本本地了解作者的想法,包括其想處理的政治問題(例如國家的正當性、集體決策應用甚麼制度等等),再討論他證成與否,而非如梁般強行將黃宗羲的賢人政治與民主扯上關係。當然梁想為現實政治貢獻的精神也是值得欣賞的,但我認為在讀經典時,更重要的卻是先要還原作者的理論,再看其可否於現實政治中有所作用。

《明夷待訪錄》是一本遠在四百多年前寫成的書,雖然其作者黃宗羲並非如梁所言是中國的盧梭,但該書在今日重讀,仍可以為現今社會提供民主以外的政治想像,或是藉此再度審思民主的獨特及堅持它的必要,值得再三細讀。

(此文章為回應劉保禧博士主講經典讀書會「從政道到治道——《明夷待訪錄》的兩種讀法」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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