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投稿x通識沙龍】仰望圍牆的自由

撰文:林兆軒,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三年級生


仰望圍牆的自由

十一月九日中大有幸邀請了從事社群藝術創作四十餘年的梁以瑚博士主講以「藝自助.藝自療」為題的通識沙龍。梁博士在講座剛開始便自我介紹為「二胡婆婆」,大概正是這種不分你我的親切感,令二胡婆婆四十多年來不斷透過自己,透過藝術療癒、撫慰了無數孤獨之人,讓他們冰冷的心重拾一份真摯的溫熱。兩個小時的「療程」,數個片段的分享,看到了二胡婆婆如何以藝術助人,從而助己;如何以藝術療人,從而療己,足以令人重新思考藝術之於生命的價值。

關於圍牆

「他們擁有僅餘的自由,去審視四周的圍牆」──這是一位十四歲的少年寫成的詩句中譯。一位住在圍牆內的十四歲少年,他們是一群來自越南的船民,為了保住性命,來到香港,卻被困了在圍牆內,每天看到的只有混礙土、鐵欄的蒼涼的灰白。1972年「越營藝穗」的藝術治療活動,二胡婆婆每星期帶著白紙與顏料,微笑與關懷,走進重重圍欄,將一面又一面灰白的牆,換成色彩斑爛的越南風景,以藝術緩和沉鬱,以陪伴驅除孤獨,以想像穿透圍牆的困囿。

關於仰望

灰白的圍牆,愰眼一轉,來到了醫院牆壁的蒼白,了無血色的蒼白。二胡婆婆將藝術帶進醫院病房、走廊的上方。壁畫畫在上方,鼓勵垂頭喪氣的病人及其同行者,花點力氣仰望牆壁上方的美麗。有了仰望的力氣,就有繼續走下去的力氣。

關於自由

二胡婆婆在越南難民營中,為營中人們的創作編了一本名為《自由》的雜誌。藝術的創作,編織成營中人民難能可貴的自由,每星期數小時的繪畫班、手工藝班,成為他們唯一的自由。然而,傳播自由、傳播自由表達的自由,卻令「二胡婆婆」的團體成為第一個被逐離營的團體。在我們看來,自由看似是如空氣般的必然存在,卻沒有想到空氣正在變得稀薄。

藝術是渠道,是載體。它承載着創作者的情緒,傳達着創作者的聲音。二胡婆婆常說自己做的是「社群藝術」,不是「社區藝術」。她認為社群是人網,一張由人與人,手牽手織成的人網。網中承載的人們互動的密度與溫度,遠比「社區」所指涉的某個特定空間重要。在社群之內做藝術,為的不只是美化空間,為的是織成一張更美、更密的網。

她為社群做藝術,治療的不只是藝術的讀者,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靜下心來,在黑暗中尋找光明,在迷茫中覓得方向,在軟弱中重新得著堅強。在「二胡婆婆」的帶領中,每個人循著自己的心進行創作,每個人也是藝術家,創作着屬於自己的藝術,找到了自己的色彩,「自療」自己的黑暗。人們對「治療」一詞總是有戒心的,被治療者必然是弱者,卻沒有人願意成為弱者,暴露自己的脆弱。從二胡婆婆的故事中,我們可以在藝術中,在色彩中,在創作的自由中,得著最有效的自療。

人的觸覺被營役的社會磨鈍了。遲鈍的觸覺滋養着內心的冷漠,我們不斷追求社會賦予給自己的目標與期望,忙碌的追尋犧牲了人與廣大的世界接觸的機會。儘管世事變化萬千,我們卻在心裡默念「唔關我事」。久而久之,冷漠充斥內心,傷害了別人,亦傷害了自己。人的身體受傷會流血結痂;然而假若心靈與精神受傷,又有甚麼能成為這些傷疤的繃帶?二胡婆婆說自己只是一個媽媽,只是一個婆婆,孩子哭的時候,把他們擁入懷;孩子餓的時候,為他們做一頓好的;孩子不安、悲痛的時候,與他們一起唱歌、跳舞。只要同哭同笑同在,甚麼都能解決。

一個給自己的問題

二胡婆婆在講座上向我們分享一個她經常問自己的問題:「自己到底能夠做些甚麼?」這個問題對每一個人而言都不陌生,每個人在人生的不同時刻都會不停問自己這個問題,但這並不是一條容易的問題。對我而言,這個問題好像是一個惡性循環:我只是在問「別人想要一個怎樣的『我』?」,然後我(以為自己)找到答案,然後努力實踐(那個或許不是答案的答案)。成就的只是別人想要的「我」,卻又不是真正的我。可能我也曾經嘗試問自己二胡婆婆的問題,但得到的沉默與空白,又使我回到了那道舊的問題去。

我們大概也會因著自己關心的事,關心的社會,關心的世界而曾經問「自己到底能夠做些甚麼?」,但卻又可能因為答案過於沉重,過於虛渺或過於殘酷而抗絕面對那些答案。二胡婆婆的分享讓我看到她發問的勇氣和毅力,她不斷發問,她勇於發問,她亦敢於面對隨後而來的答案,然後形之於藝術。一道問題有著很多不同的答案,答案可以是剌人的,也可以是溫暖人心的。但願我能感染婆婆身上的一絲勇氣,問自己一直在逃避的問題,或許不能保證找到美好的答案,但得著一份明知問題難問,也要繼續問下去的勇氣,對於認識自己,幫助自己,治療自己,也許是一帖更靈的藥。


(此文章為回應本季通識沙龍第三講「藝自助,藝自療」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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