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沙龍電影會紀錄】生命的最後路途 ──《伴生》,何以伴死

撰文:李玉媛(哲學三年級)

人活得長久,生老病死總要走一遭,但要把「生老病死」全走一趟,卻少不得一番折騰。不難想像,一個人活到老時,病痛自然會伴隨而至,然後需要頻繁出入醫院。這樣看來,被病痛纏繞似乎是人生必經的一段路,而且,沒有人知道這段路是長或是短。事實上,在這段必經之路上,除了長者本身難受外,照顧他們的人也不容易。

病人難受 照顧者亦艱難

早前,通識教育部舉辦了一場電影放映會,播放紀錄片《伴生》。《伴生》紀錄了三個家庭的故事,當中三個家庭的子女都需要照顧年紀老邁並患有長期病的父母親。三個家庭中,松哥和玉梅的家庭較大,有幾個兒女;沛叔和阿全只有陳小姐一個女兒;慕嚴則只有一個兒子兆銘。

《伴生》雖然聚焦於照顧者的角度,但影片一開首卻是一場喪禮。松哥的妻子玉梅在拍攝開始不久後過世,然後是一連串喪事、追思會等活動。松哥在很多地方都流露出對玉梅的不捨,例如在玉梅的追思會上他哭得雙眼紅腫,在玉梅的喪禮上他又哭喊著下世要再續約定了的三世姻緣。後來,松哥的狀況突然變差,同一年內亦告離世。老人家急病離世不稀奇,就像樓宇樓齡高了,滲水、石屎剝落等問題自然接踵而至,人何嘗不一樣呢?話可以說得輕巧,但真的活到這個年歲,面對身邊摯友、伴侶突如其來地離開,又惶恐自己的生命大限每一天都可能來到時,當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煎熬呢?

要接受自己及身邊伴侶隨時離開,心情難免低落和感到焦慮,而最直接承受他們心情起伏的便是照顧他們的家人。沛叔的伴侶阿全仍在人世,不用面對和松哥一樣的喪偶之苦,但阿全的身體卻令沛叔非常擔心,因為她中風後腳不能行走,沛叔就連見社工時仍滿嘴都是阿全阿全。沛叔對伴侶的愛,卻成為了女兒陳小姐的壓力。沛叔頸上掛著一部手提電話,他一天打好幾次電話給女兒陳小姐。例如陳小姐帶阿全看醫生後,沛叔便不斷追問阿全狀況,詢問為何醫生沒有給藥。陳小姐既要上班,又要照顧父母親,每天又不停地接到沛叔的電話,精神狀態長期繃緊。雖然陳小姐明白這只是因為父親太緊張母親之故,但她其實覺得很有壓力,而且介意父親不理解自己的付出。

慕嚴的兒子兆銘和母親的溝通同樣遇到困難。慕嚴是智障人士,再加上她的記憶力和認知能力隨年紀衰退,生活上每一件事情都要兆銘反覆提點。慕嚴喜歡人聲,時常打電話打個不停。於是兆銘要求母親不要不斷打電話,一來浪費通話費,二來滋擾別人。但即使解釋多遍,仍不得要領,而且不停地解釋同一件事是非常消耗人的耐性的。

陳小姐和兆銘都是獨生子女,他們不可能放下工作全天候照顧父母親。甚至乎,沒有了工作,便無法負擔家庭生活費和父母的醫藥費。所以,他們都把父母親送到了院舍,但此舉不代表他們可以就此撒手不管。陳小姐幾乎每天都會到院舍看望父母親,不斷接聽來自父親或院舍的電話,連安靜地看一場電影的時間也沒有;兆銘有時通宵工作後便要立刻帶母親去覆診,香港的工時本來就長,休息時間不多,但他們卻連這些休息時間都要放棄,每天都要兩頭忙。重擔緊緊壓在肩頭上,有時還要壓抑自己的煩躁情緒,理解父母親的身體狀況並盡力與他們溝通,確不容易。

《伴生》紀錄的家庭沒一個是輕鬆的,這些家庭或面臨許多艱難的選擇,或經歷情緒崩潰,但生活總是有苦有甜的。喜歡畫畫的慕嚴高興地向拍攝者展示自己的畫作,畫中有她自己、兒子、丈夫、耶穌;松哥和子子孫孫十數人一同出遊,拍全家福,在院舍和家人慶祝中秋;沛叔與阿全拿舊事打趣對方,一家三口到酒店住,說好明天早上一起到茶樓去。照顧者的堅持偶然地促成了這一點點的快樂,就這樣支撐著彼此。

意願人殊 積極溝通

播映完畢後,黃肇邦導演分享,自己拍紀錄片的目的是想大家一起想方法去解決問題。至少,他希望《伴生》能令大家正視彼此之間的關係。一如影片中的陳小姐有一個很多人都會有的疑惑:送父母到院舍居住是否自己的錯呢?黃導演認為陳小姐的自責其實出於家人之間的溝通不足,陳小姐其實很需要父母親向她講出自己的意願。如果彼此約定好送到院舍照顧是最好的選擇,陳小姐便不會在持續不斷的內疚之中掙扎,但他們卻未曾就這個問題好好傾談。

當然,即使一早有約定,意願亦可生變,例如許多人預設了不急救的醫療指示後,在生命危在旦夕一刻卻改變決定,希望進行急救。所以,即使陳小姐和父母及早了解到彼此的想法,也並非一勞永逸的。導演認為溝通的過程就是不斷自我否定,今天下的決定明天或許有不同意願,溝通正是在不斷打倒自己的想法,然後找適合的選擇。終究來說,及早正視彼此的關係,正視將會出現的問題,始終比完全避而不談為好。

有觀眾在提問時提到香港對照顧者的支持系統不足夠,導演認為現時的香港其實很難依賴服務,可以做的只有掙扎,這或許是導演在影片中很重視關係的原因,因為處理自身的關係是我們最能力所及的事。但即使我們無法從公共福利中爭取更多資源,仍然可以做得更多,例如我們可以締造一個更友善的環境,理解別人的生命處境,不去妄加指責。

坦白說,在觀看影片之前,我無法理解送父母入院舍的決定,因為我沒有照顧老人的經驗,而且我家樓下就有一間老人院,經過時總看到裡面冷冰冰的格局,再加上各式各樣院舍虐老的新聞,我對老人院甚為抗拒。但觀看《伴生》後,才真正了解到照顧者下這個決定時所面對的掙扎,這或許是他們有的選擇之中較好的一個了。

不過終歸而言,紀錄片無可避免衍生了對公共支援系統的疑問。如果陳小姐和兆銘的財政負擔更少,不用長時間工作,就能夠花更多時間陪伴父母。而且,導演也提及過院舍設計的迷思,就是為何老人院必須設計得有如牢房,令照顧者希望送父母進院舍要一再經歷內心掙扎。「伴生」一詞本是植物用語,講的是兩棵植物之間有主次之分,一棵植物的存在是為了扶植另一棵植物,但願這片土壤能夠沒那麼乾旱,讓一棵棵植物只要足夠努力,就能夠好好活下去。


(此文章為回應本季通識沙龍「《伴生》電影放映會及映後座談會」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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