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讀書會講座紀錄】重思雨傘運動:烏托邦的(非)現實與(不)可能

撰文:賴展堂(中文四年級)

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實驗於上世紀經歷過重重失敗後,今天在香港談論烏托邦到底有甚麼意義呢?是次經典讀書會由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張燦輝主講,以「理想國、烏托邦與夏愨村」為題,分享他在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中發現的烏托邦意義。他認為,人生在世必須面對眾多問題,因此人類都渴望能實現一個擺脫痛苦與不滿的烏托邦。正如John Lennon在無政府主義名曲Imagine所描繪了大同世界一樣,歌中他幻想沒有的,正是現實中滿目瘡痍的 - 意識形態分歧、戰爭、貪婪與飢餓⋯⋯等。把這首歌播放完後,教授指出烏托邦本質上就是一個關於完美世界的夢。

「烏托邦」誰說了算?

通過考察詞源,更能見烏托邦完美卻虛幻的兩面性。“Utopia”一字可拆為兩部分:“topia”指“place”,前置詞“u”如果解作“eu”,兩部分合起來就是指“good place”,完美世界;如果前置詞解作“ou”,卻變成了“non place”,亦即一個不可能存在之處。嚴復將“Utopia”翻譯為「子虛烏有所倚託之邦」,極為精準。

在西方文化傳統中,烏托邦的理念首先寄宗教神話裡,如基督教的伊甸園。然而,這只是抽象的想像。直到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寫出《烏托邦》(1516),烏托邦才被給予更多具體內容。書中詳細論述了烏托邦的社會組織、政治結構及教育系統等,主張廢除私有物業、貨幣及奢侈品,描繪出一個沒有私自性的大同社會。自此,烏托邦由一個神話變成一個可能落實的社會制度。

摩爾的烏托邦構想以理性為最高原則,顯然受到先哲柏拉圖的著作《理想國》所影響。其實《理想國》作為西方文化對理想社會之構想的奠基著作,後世的烏托邦思想莫不受其啟發。但張教授也提醒我們留意其反民主傾向。柏拉圖認為政治應該與其他範疇一樣要訴諸專業,因此國王應由最能掌握真理的哲學家所擔任。然而,柏拉圖把全部權力集中於一個統治者,埋下了極權主義挪用「真理」欺騙、控制人民的風險,更可說是為希特拉等獨裁者創造了藍本。這正是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對柏拉圖的「哲人王」想法的批判,卡爾認為這種絕對集權與單一向度所生產的「完美社會」,只會抹殺了個體的自由及尊嚴。

烏托邦變惡托邦    共產主義的歷史幻滅

釐清了理論脈絡後,張教授接著檢視歷史上的烏托邦工程有何成效。當中最具影響力的討論要數馬克思。他提出以無產階級鬥爭消除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剝削與異化,從而達至完美社會。但當我們回顧近代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實踐時,卻證實了烏托邦主義所潛在的極權傾向。這些國家逐漸走向烏托邦的反面,成為惡托邦(Dystopia)。《美麗新世界》、《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等著名小說均諷刺政權如何假烏托邦之名進行邪惡統治。

當東歐國家的共產黨紛紛垮台,蘇聯正式解體,世界上再無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傳統的烏托邦思想已經破產,失去動力,漸趨沉寂。然而,柏林圍牆倒塌二十五年後,張教授卻在香港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重新看到了烏托邦的意義。金鐘夏愨村不是宗教神話裡的伊甸園,也並非摩爾的烏托邦島,而展現了一種新型的烏托邦意識:把對完美世界難以企及的幻想,落實為具體的希望,指導進一步的行動。

夏愨村作為異托邦

烏托邦 - 這個代表著人類幸福的希望、促使人邁向未來的催化劑,它不再單純是個形而上的終極目標,而是具備了現實的存有意義。這是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希望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Hope)一書中對烏托邦思想的重構。夏愨村作為新型烏托邦的重要性,正正在於它提供了一個方法讓人表達生活中的不滿足,並且將人類痛苦轉化為改進的動力。這也是張教授創作《異域》這本攝影文集時所抱持著的問題意識。

《異域》的封面照片攝於雨傘運動期間的中環畢打街隧道,平日的繁忙交通消失無蹤,只有一片空蕩。張教授當時曾走過一次這條隧道,置身於格外的寧靜中,與頭頂上未受運動影響、依舊熙來攘往的馬路卻依舊形成強烈對比。這種特殊的空間經驗跟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異托邦(Heterotopia)相似,開啟了一種從營營役役的日常生活中逃逸的可能性。

抗爭者所經營的夏愨村也是一個特殊場域。張教授當時觀察到公廁中從來不缺清潔護理用品 - 男廁中有剃鬚膏,女廁中有香水跟面膜,不會有人斤斤計較,抗爭者亦會自發清潔地方;派發物資時不問出身,實行真正的平等共享;為期79日的運動中,並沒有發生一宗搶劫、燒車之類的犯罪事件⋯⋯互助自足的秩序,無疑呼應了一種理想的社區想像。但它並非虛幻的,而是實實在在於夏愨村這個空間裡發生。夏愨村印證了非實存的烏托邦成為真實經驗的可能性,這正是它的異托邦意義。

雖然我們需要承認,雨傘運動中眾多抗爭者的步調並非整齊劃一,過程中不免意見有所分歧,張教授卻認為這亦是異托邦的特性所在。即使現今的抗爭圖景越趨碎片化,我們也不應強制要求所有人追求同一種烏托邦,這種從上而下的同一性必然是虛妄的,法西斯主義已經給予人類足夠的教訓。運動中容納了多方、甚至是對立的意見,換一個角度看,這些爭執同時也標示了多元的可能性,正是民主、公義的體現。

「一生中再無再無機會見到」    夏愨村的悲劇與浪漫

張教授指出,夏愨村的浪漫性及悲劇性是一體兩面的。作為一個例外事件,雨傘運動無法徹底廢除根深蒂固的政經結構,夏愨村只是「借來的時空」,它的烏托邦實踐不可能永久續存,終究要把時間還給日常流程,把空間還給交通。當79日的限期過去,夏愨村化為烏有,難以擺脫烏托邦的非實存命運。

然而,這不代表烏托邦思想再無價值。夏愨村的短暫存在至少讓我們見證了一種全新的可能。即使張燦輝再三感慨往後的人生中不再可能經歷另一次雨傘運動、再走一次沒有車輛的隧道,但政府總部的連儂牆上曾貼滿的那些密密麻麻、五彩繽紛的紙條,它們承載的祝福與祈願將促使我們不斷思考:「呢種一齊走出嚟嘅感覺,係點樣出現嘅呢?」的確,烏托邦在現實中不能永存、也不應永存,否則只會簡化為單一、終極的解決方案,導致人民的惰性、在位者的濫權。主持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周保松在烏托邦與惡托邦之間提出「第三條路」,他暫且命名為“Realistic Utopia”:避免對社會改造出來的人性過於樂觀,也避免對人性潛在之惡過於悲觀,而更恰當充分地理解社會與人性,同時不放棄對理想世界的想像。正如張燦輝指出,不論柏拉圖的理想國還是摩爾的烏托邦構想,都並非無中生有的空想,而是建基於對當前社會的反思與批判。烏托邦也許始終根植於我們心中,當我們面臨困難,它將落實到我們的存有處境,重新生長為我們反抗與改變的希望。


(此文章為回應本季通識沙龍「理想國、烏托邦與夏愨村」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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