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沙龍電影會紀錄】戰爭下的兒童 ──《七個敍童的足跡》

記者:曾慶陽(語言學四年級)
編輯:張慶穎(大通報執行編輯)

大學通識教育早前與聯合國難民署合辦了一場《七個敍童的足跡》(Born in Syria)的電影放映會,影片紀錄了七個敍利亞兒童逃避戰亂至歐洲的經歷。放映會後,香港浸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葉家威先生,與我們講述敍利亞戰爭所帶來的人道危機。

世道紛擾 稚子何辜

13歲的穆罕默德(Mohammed)逃難至希臘後,為他的國家敍利亞寫下一首詩:

Syria, country of love, of happy people. Where the feelings are of joy.
I long the sounds rise up to my country’s sky. I wish they were sounds of joy. But they are the sounds of weapons.
I long to hear the sound of happy children. But you, Syria, have no joy now.
I long to play in your streets. But I see that everything is destroyed.
I long, and I long, and I long. And the longings don’t stop.
I long for Syria to be noble again and for its flag to be honorable.

如非逼不得已,有誰願意離開家園?敍利亞人卻不得不如此。

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運動開始,敍利亞爆發內戰。反政府分子意圖推翻巴沙爾(Bashar al-Assad)政權,政府武力鎮壓,雙方武裝衝突不斷升級。其時,敘利亞境內的少數民族庫爾德族見政府力量被削弱,亦乘機發動戰爭,意圖擺脫敘利亞的外族統治。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更趁亂而起,在多處實施恐怖統治。

葉教授補充,這場「內戰」不僅是敍利亞的內部鬥爭,更是一場牽涉多國政治角力的代理戰爭(proxy war)。支持巴沙爾政權的伊朗首先插手內戰,阿拉伯半島多國為求平衡勢力,隨即支持反政府軍。美國和俄羅斯把她們的政治角力擂台延伸到敍利亞,分別支持反政府軍和巴沙爾政權。敍利亞境內庫爾德族的壯大亦引起土耳其憂慮,擔心國內族人會仿效,故藉參與內戰打壓庫爾德族。

敍利亞成為國內外多股勢力的角力戰場,烽火處處。而置身其中最苦不堪言的,莫過於手無寸鐵的平民。槍炮炸彈使數百萬敍利亞人頃刻失去所有。為逃避戰亂,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國家,擠進那隨時被大海吞沒的充氣小艇,飄洋過海到歐洲尋求庇護。由2011年至今,敍利亞內戰已造成620萬人流離失所,570萬人離開敘利亞,超過50萬人失蹤或死亡。

叫人意外的是,包括敍利亞難民在內的全球難民人數當中,兒童竟然超過一半。無辜稚童成為戰爭最大受害者;如此荒謬,《七個敍童的足跡》(Born in Syria)的導演Hernán Zin就選擇以兒童的角度,揭露敍利亞內戰引發的人道危機。

13歲的馬溫(Marwan)和家人成功抵達比利時,但每當他閉上眼睛,總不能忘記那隨時讓他喪命的大海,以及頭顱被砍下來的恐怖畫面。14歲嘉善(Gaseem)的家園遭軍隊投擲炸彈和施放有毒氣體,一夜盡毀。他被迫跟隨叔叔一家逃難至匈牙利,父母卻仍要留在敍利亞照顧祖父母,三人不知何時重聚。當10歲的佳思(Kais)出外買東西時,戰機投下的炸彈引爆了他身旁的汽油桶,不單使他全身多處嚴重燒傷,亦有玻璃碎片殘留在他體內。最後佳思被送至土耳其等候治療。「我很愛我的爸爸」,佳思十分想念在敍利亞的父親,但照顧他的叔叔卻不敢告訴他,他的父親已經意外身亡。


佳思(Kais)。

何謂「難民」?

我們日常所說的「難民」,定義未必很嚴謹。但國際公約有明文保障難民的權利,因此我們有必要把「難民」與一些類近概念作區分。聯合國於1951年通過《難民地位公約》,把「難民 」(refugee) 定義為受各類逼害影響,而非自願地逃離本國的人民。被逼離開原居地但沒有離開本國者,則被稱為「國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DPs),並非嚴格意義的難民。另外,難民的身分須要受到收容國確認;未獲確認者,即使已離開本國以尋求他國庇護,在法律上亦未算難民,而是「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s)。以上三者合稱「被逼移居者」(forcibly displaced persons)。最後,有些難民因被本國剝奪國籍,同時為「無國籍者」(stateless persons)。

葉教授指出,以上對「難民」的定義並非毫無爭議。學界的爭議之一是,由於逼害以外的原因,譬如飢荒、極端貧窮,或因海平面上升使土地被淹沒,而被逼離開原居國者,是否也算作難民?

飄洋過海 何處是吾家

「一開始我以為飄洋過海是唯一的問題,現在抵達後…我覺得這是更大的問題。」

馬溫於夜深安全著陸,卻苦無容身之所。我們發現難民所面對的問題遠遠不只是飄洋過海時的驚濤駭浪。民粹思想在歐洲日漸興起,大量難民湧入所帶來的經濟負擔及文化問題(請參閱前一篇文章《東歐難民危機:普世價值與本土意識的衝突》)使情況進一步加劇。在歐洲,排外、反移民的聲音不絕,本來無可爭議的人道救援竟遭人強烈反對。

葉教授更指出,歐洲作為領導地位的已發展國家,其難民收容人數卻遠比發展中國家為低。數百萬的敘利亞難民中,大部份到了土耳其、巴基斯坦或烏干達等地。德國是收容最多敘利亞難民的已發展國家,位列第六;除此以外,已發展國家的收容人數比例非常低,如奧地利的收容人數僅為土耳其的1.5%。儘管已發展國家在財政支援上有貢獻,卻已無法像以往般理所當然地承擔人道救援的工作。二戰以來,歐洲各國對民主、自由、團結、公義、尊重、包容、多元、拒絕歧視等價值共識的堅定信念,如今開始動搖。

在排外情緒熾熱、各國意見分歧,以及缺乏完善難民收容政策的情況下,敍利亞難民即使成功著陸,仍面對重重困難。

12歲的阿拉蘇利(Arasuli)和同伴在前往匈牙利途中被警察攔截,警察強迫他們前往難民營。但難民營卻早已爆滿,他們只得坐在大營閘門外,在沒有任何物資支援的情況下無止境地等待。8歲的哈穆德(Hamude)在匈牙利時同樣得不到物資支援,甚至被迫留在動物園。後來他前往奧地利,才獲贈一件外套和滑板車,卻已令他眉開眼笑。


哈穆德(Hamude)。

13歲的吉寒(Jihan)與家人從黎巴嫩前往德國,但因為錢不夠,被迫將母親與兄弟姊妹留在黎巴嫩。她和父親打算待取得難民身分後就帶他們過來,但其時德國卻把難民身分的有效期由三年縮短到一年,令事情變得複雜。她和父親在這頭每天為找律師爭取居留權而忙碌,母親則在那頭為獨力撫養一眾兄弟姊妹而奔波。「記得我們一家一起外出的日子嗎?那些日子很快再來。」她總是如此盼望着。

馬溫一家在比利時雖然比較幸運──他們取得難民身分並獲分配臨時房屋,但房屋只是過渡性質,六個月後他們必需找到工作和自己的房子。然而,言語不通使馬溫父親幾乎無法工作;又因為父母沒有正式工作,所以沒有比利時人願意租房給他們。他們的居住期限將至,鏡頭下的二人一臉徬徨。


馬溫(Marwan)與父親。

扶危 舉世有責

難民與一般人無異,都希望有尊嚴地生活。他們因戰亂被迫漂泊他方,最迫切需要的莫過於一處容身之所。為了生活健全安穩,他們希望一家人能夠團聚,亦希望得到基本醫療及教育,以及人身安全等受到保障。 他們更希望擁有自己的工作和居所,以至未來能夠自力更新,並有融入當地社會的機會。

收容難民的確可能帶來經濟和社會文化問題,但根本的人道信念卻不應因此而動搖。葉教授舉出兩個論證,說明各國為何有責任動用自身社會資源幫助他國人民。第一,基於人道主義,在條件許可下,救急扶危是我們生而為人的義務,這不應受國籍限制的。第二,難民的處境並非由他們的抉擇所致,他們沒有理由要承受現時的苦況。故安定和平的國家,在可能情況下,理應給予難民所需的援助。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所有人都應享有基本人權,諸如生存、自由、安全、免於酷刑,以及享有基本生活質素(包括食物、住屋、醫療服務)的權利。而當一國因戰亂而無法履行這義務,其他國家便應該援助該國的國民。

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若有外國人因為受到酷刑的威脅而尋求締約國的庇護,他不得被驅逐出境。

這些國際人權公約都是二戰以後,我們不忍任何極端思想、國族主義或種族主義去殘害生命而許下的共同承諾,當中的價值信念不容懷疑。敍利亞難民問題雖然棘手,具體的改善政策亦有待各國共同協商,惟望在一切現實考量之前,各國能謹守初衷,毫不猶豫地承擔人道救援的責任。


(此文章為回應本季通識沙龍電影放映及映後座談會「Born in Syria」而作。)

 

Please follow and like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