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融入生命的抗爭與音樂 — 專訪唱作人黃衍仁

撰文:陳倩彤、李智賢、吳騫桐、薛敏

 

「如果燭光沒點燃生活每一面,我們每年就只能在維園見」

──那是「搖滾不容殺人政權」的口號。

 

2009年,一眾搖滾愛好者為了抗議「香港搖滾之父」夏韶聲出席民建聯的國慶搖滾音樂會,成立了團體「搖滾不容殺人政權」,宗旨是「搖滾的詩是覺醒的文字,搖滾樂是向極權反抗的打氣歌」。團體定期舉辦反建制音樂會,並出版專輯。黃衍仁當年也是團體的參與者。今次接受訪問時,他穿着的白色恤衫便印有這行十年前寫下的文字。

 

黃衍仁

 

走進抗爭

作為社運前線及獨立唱作人,黃衍仁連衣着細節都反映出一種抗爭的姿態。他是甚麼時候,又是如何成為「社運音樂人」呢?原來一開始的時候,他並沒有想過「我要做一個社運音樂人!」只是開始做音樂,就自然而然地成為這種身份的音樂人:「寫歌與創作都是,要視乎那人生活有甚麼令他『肉緊』的事‥‥‥當你生活入面充斥有關的行為,你附近的圈子朋友也是討論相關的事,你自然就會做相關的創作。」說起來很自然,從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到反高鐵苦行,十多年來,在社運前線,總不難看見黃衍仁的身影。在這十年間,他同時完成了兩張專輯《逆風吐痰》與《飛蛾光顧》,其中不少作品都圍繞着社會運動與抗爭的主題。

如果真的要發掘一個開始,那黃衍仁的抗爭之路,應該是由天星碼頭鐘樓上的七下鐘聲引發的:「有一個凌晨,我們見到有一個罅隙可以入去,就爬了進去敲響鐘聲,是這樣開始的。」這是2006年的捍衛天星碼頭運動,一開始挺身而出的是一眾行為藝術家。當時二十一歲的黃衍仁並沒有親自敲鐘,他以一個旁觀者的角色,見證整個過程,「之後慢慢覺得不對,這個鐘樓美學上真的很漂亮;功能上又能當作公共空間;歷史上又極具意義,究竟有甚麼理由要拆?」加上,當時社會開始反思香港文物保育以及人文空間的不足,啟發黃衍仁對社會的思考,亦為他之後的抗爭路途建設了起點。

2010 年反高鐵運動期間,黃衍仁寫下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轉念始於足下寸土〉:

「鐵一般的秩序是路障只會讓我們跌倒/

洶湧的資訊教我只看到虛無/

扭曲的信仰把歷史與直覺消耗。」

歌詞並沒有直接把反高鐵寫入詞中,它更多的是盛載了黃衍仁對香港對秩序的崇拜,只追求快與新,卻不保存歷史的心態的不滿。事實上,他自己也說歌曲都不是只說某一件特定的事,而是對香港生活的某些思考,反高鐵只是引子或一種推動力。

 

社運低潮的反彈

一枚又一枚催淚彈投擲到抗爭者面前,一把又一把雨傘隨即被舉起。這個防禦的動作為2014年的抗爭運動賦予了名字——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時,黃衍仁當時身在其中。相隔數年,他回頭一看,發現當時有種「接近死亡的沉鬱」蘊藏在作品中。他認為歌曲中呈現的那種死亡感撇除親友離世不計,更源自大家對死亡的哀悼與思考。

現在,命運的齒輪似乎複製了五年前的情境,實際情況甚至更為嚴重。同樣面對催淚彈,抗爭者從五年前的驚慌失措到五年後的游刃有餘。人們常說:「經驗使人成長。」放在香港,那是多麼諷刺的說話。

然而,黃衍仁認為之前的沉鬱感在反送中運動時已正式向香港人告別,並踏入了「物極必反」的新階段。

「我們之前覺得做甚麼都沒有用,覺得我們真的好廢,甚麼都輸光,但這其實只是一個假象,是情緒多於事實……除非整個民族的人,你當香港是個民族啦,都被人殺光。但不是,裡面生活的人的意志、思考仍然存在。我們假想自己已經沒有路走到一個地步,卻因為現在反送中的事,憤怒到一個地步,然後反彈。」黃衍仁娓娓道來。

從雨傘到反修例、從防守到反擊,同為抗爭者,黃衍仁希望其他抗爭者不要「攬炒」。當被問及有甚麼想憑歌寄意帶給抗爭者、年輕人,他起初靜默了一會,隨後說了幾句,及後又出現幾秒的沉默,話鋒一轉:「但說這些話意思不大……」為什麼?「因為自己都在入面經歷緊那些猶豫、恐懼,或者努力,我仍在入面……」

的確,每一個抗爭者此時此刻仍然在運動入面。沒有人清楚這場運動的走向,或能預視香港的未來。然而藉着音樂,我們得以審視內在最微細的情緒與思想,從中反思自己與社運抗爭、整個大時代的連結。而這份連結,正賦予了我們繼續活下去的勇氣,就算多麼艱難,多麼絕望。「我不相信『攬炒』。政權的邪惡、國家機器的暴力,不是這個運動才開始,而是世界本然存在的事實與現象。」黃衍仁說,「邪惡的本質並非反送中才出現。我認為,這個政權沒有資格令我們丟棄自己的生命。」

 

真實的音樂

由抗爭說到音樂,黃衍仁的音樂最爲人津津樂道的是「繞口卻不深奧」的歌詞,這種「繞口」的美學並非能被所有人欣賞,但總有知音會看透「繞口」的表象,感受到歌詞背後真實的旋律。

真實的音樂是一座不受限於創作語言的橋樑,黃衍仁曾以普通話唸出〈酒徒〉的後半段旋律,這是因為他相信只有用主人公的母語才能再重現其真實心聲。同時,他強調人聲的重要性,歌詞只不過是文字,但經由人聲傳遞出去的信息是超越文字的。不同音樂產生不同的情感和效果,而人聲正是這些情感的溝通橋樑。當我們聽到別人的聲音時,我們潛意識接收了很多東西,例如内容的真假、内心的喜好,而這些能聯繫人心的人聲才是最吸引、最能打動他的東西,也是他音樂創作的初心。

黃衍仁作詞速度緩慢,皆因他常在「爲什麽要寫」、「寫出來對這個世界有什麽意義」、「有什麽人需要聼」、「有沒有人寫得更好」等問題上和自己較勁,追求創作目的的真實導致他大部分作品半途被棄,往往到了逼不得已時,他才會發行那些「不寫覺得對不起自己」的音樂作品。何時是逼不得已的時候?近來他用一晚時間將拉丁美洲的社運歌〈El Pueblo Unido Jamás Será Vencido〉(The United People Will Never Be Defeated)改編成廣東話版本〈自己人!團結唔會被打沉!〉,歌詞通俗易懂,煥發出頑強生機,毫無掩飾地展示了他内心「真實感覺和時勢的關聯」。在繞口的歌詞裏,他點出人們在千篇一律的口號下最真實的情感和思考,再揭示眾人種種的恐懼、憤怒與反抗⋯⋯

真實的音樂刺激黃衍仁反思自身與社會的聯繫,釐清他最真實的情感,傳達他浴火重生後對這社會更透徹的理解,它不僅是黃衍仁的一劑良藥,亦是香港的一劑強心針。沉鬱的他與同行的香港人攀過獅子山,沿途相互癒合每一道創傷,在黎明到來前,終掀起一場改變香港的革命。即使船舶找不到停靠的碼頭,雨傘被狂風巨浪吞沒,不容殺人政權的音樂都一直存在,它帶領眾人頂著風雨,穿過迷霧,看見彼岸。

 

(此文是中大通識教育部記者訓練班成品,感謝導師謝傲霜女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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