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沙龍】威權主義下社會運動的生命力 (2019-09-26)

撰文:吳騫桐

 

「我們常說,反送中運動至今是110日(按:由6月9日至講座當日),但這個計算其實是錯誤的。」

在講座開首,李立峯便指出,不應以6月9日作為反送中運動的起點。「2月的時候開始有爭議;3月31日有民陣的第一場遊行;4月28日民陣宣佈遊行人數達13萬人;5月底有中學聯署⋯⋯我們是有很多行動之後才去到6月9日。所以運動的規模,可能不僅是三個多月,而是超過半年。」

為何這次的運動能持續半年之久?它的生命力從何而來?在本學年首場(9月26日)的通識沙龍裏,大學通識教育部邀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主講,探討整場反送中運動的持續性(Sustainability)。李立峯提出,我們可由運動基礎、組織形態與中心平台、激進化及團結機制四個方向去理解。

李立峯教授

 

運動基礎:民意與社會的廣泛支持

社會運動最根本的基礎,自是一些不得民心的政策或法例。今年2月初的逃犯條例修訂,可謂香港近年較具爭議性的政治議題。

「如果真的要看到非常『一面倒』的民意,其實已經要回到2013年的反國教。」李立峯說。根據民調數據,人大831決定、一地兩檢、明日大嶼等的爭議都不超過20%,但「即便我們問法比較直接,只是問受訪者贊成或反對逃犯條例,而沒有解釋逃犯條例是甚麼,差異都達20%,遠遠高過前幾年的政策民意。」

逃犯條例修訂爭議

 

事實上,青年人的政治無力感並不如社會大眾所想像般嚴重。「傘運中後期的挫敗感,確實對人的情緒和感受影響很大。」但是,反送中運動吸納了很多年輕新力軍,他們大多未曾經歷五年前雨傘運動,對社會運動的觀感相對積極、正面,「你問今時今日的中學生,他們不明白甚麼是『左膠』、『本土派』,甚至對社運歷史都不甚清晰,反而是好處。」

說到雨傘運動後出現的政治分歧、撕裂,李立峯認為,反送中運動前明顯有和緩的跡象。

情感去兩極化現象

 

基於上圖的數據,李立峯指出,「運動裏我們經常說『不分化、不割席』,這種團結共識不是運動開始後才出現。基本上,幾個月前整個社會的互相批評、批鬥都少了很多。」這種現象,政治學稱為「情感去兩極化」(Affective Depolarization),即社會各界建立互信、分歧弱化的民意表現。

至於實際的社會支持,則與社區組織有關。「過去幾年,其實不停有重返社區的運動。西環、大埔、土瓜灣等區都出現了很多社會組織,建立了許多社區網絡。」李立峯指出,這些本身存在的公民社區網絡,對即將爆發的社會運動發揮了極大作用,「事實上,今次運動你會見到好多各行各業的人出來幫忙,比如,IT界或者設計界製作大量的文宣等等,整個社會網絡完全浮現。」

 

組織形態與中心平台:「無大台」、Telegram與連登

反送中運動沒有核心的領導團體,即俗稱的「無大台」。早於2010年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及2013年俄羅斯的反普京示威等等社會運動,「無大台」的組織形態已被廣泛應用。它最主要的優點,是「想做乜就做乜」的行動模式。

「你試想,如果叫民陣舉辦人鏈活動,或者上獅子山掛旗,做到嗎?」李立峯指出,傳統的政治組織需顧及不同的持份者,行事處處受制,但由群眾主導的社會運動,卻能容納新穎的抗爭模式,「過去三個月,香港人都做了很多以前未做過的事,包括在金鐘港島大遊行、機場行動、人鏈、在商場裏唱歌等等。這些創新的行動或者借用了外國的行動模式,但無可否認,它們確實是首次在香港實行,並且取得成功。」

「如果你去過抗爭前線觀察,或者你是前線的一份子,你都會知道當有衝突的時候,那些過金鐘、上西環或去中環的決定,都是即場因應情況而轉變。如果有『大台』的話,它可能早已決定好下一步要做甚麼,不會有流動性。」李立峯說。

然而,「無大台」的組織形態亦有壞處。「『無大台』避免了統一決策帶來的衝突,但當真的需要做集體決定時,卻沒有健全的決策機制,該怎麼辦呢?」李立峯舉例,「 8月5日的罷工是有很多人,但大多都是文職的白領,無法動搖社會。我們所說能產生好多力量、迫使政府回應的傳統罷工,指的是巴士司機、地鐵車長、機場工人。所以,工會、巴士工會等傳統組織的參與其實好重要。」

「『無大台』的難度,在於大家分散做的事情,未必砌得起來。回想雨傘運動時,雖然有所謂的『大台』、雙學三子,但好多人想做甚麼就做,沒有協調,結果砌不到甚麼出來。」

那麼,為何「無大台」的反送中運動仍能持續至今?由此,李立峯提到中心溝通平台的重要。「雖然今次運動沒有正規組織,但好多行動都有經過一定程度的整合,慢慢變成“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沒有組織地組織」)的模式。」

運動中心平台的重要性

 

由此,李立峯認為,「那些愈多從連登、Telegram獲取運動資訊的人,會傾向認為激烈的行動可以理解,而自己亦跟前線抗爭者站在同一條船上。」

李立峯解釋,五年前的雨傘運動歷時僅79日,亦與它以Facebook作為主要傳播平台有關。

「在Facebook的介面裏,你只會見到你自己,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網絡的中心,它是Network Individualism(網絡個人主義)。但連登反而反樸歸真,類似20、30年前早期的社交平台,大家所看到的介面、討論區全部一樣,是Network Collectivism(網絡集體主義)。」,使意見得到進一步的整合、討論及共識,「你在Facebook所說的話,只需要迎合自己的網絡,不用理會、也不會知道全世界是否『啱聽』。但在連登入面,你所說的話,需要整個連登都『啱聽』。」

 

激進化:「有條件、有節奏、有約束」

示威手段的激進化,往往是因政府堅決不肯回應「和理非」的訴求。而在分析民意後,不難發現反送中運動參與者在這點上可謂沒有分歧。「我們可以見到,這種認同感其實好徹底,並非只有最前線的勇武,而是參與遊行的和理非基本上都支持這句說話。」

激進化的條件和集體約束

 

「激進化沒有固定規律,有時會因應情況改變。但它不是一次性的,如果一開始就放火燒雜物,民意是不會接受,它是一步步地提升。」李立峯指出,網民討論的熱烈程度有一種「週期性規律」(Weekly Pattern),而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激進化的大概模式。根據統計,6月至8月期間,連登的帖文數量大多以星期一為高峰期,而星期二至日期間帖文數量則會持續減少,直至下星期一迎來新的高峰期。

「當星期日發生大型示威時,我們好痛苦,無法理解發生了甚麼事。但衝突完結、理解過後,他們會就一些情況和問題思考,討論完有共識,就再去下一次行動,不斷循環。你會見到有節奏的激進化,不是日日都武力升級。」

連登討論區的週期軌跡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網絡與公共討論對激進化趨勢的約束。「不論你同不同意放火、『獅鳥』,起碼整個激進化不是完全沒有討論、完全亂來。在討論過程中,網絡上會創製出一些語言,它們各有功用。比如『Be water』和『送頭』,都是勸人別打得那麼厲害、跟警察起正面衝突沒有好處的用詞。」

然而,李立峯對此制約形式有所保留。「那些連登討論出來的規範,是否真的如此民主、平等?究竟支持運動的市民大眾、前線的抗爭者又是否願意接受規範?同時,中間有好多灰色地帶。」他以8月13日環球時報記者機場遇襲一事為例,「那位記者算不算無辜呢?當然有人會說,他的行為看上來有可疑,但起碼這是有爭議性、不甚清晰的灰色地帶。如果他從袋中拿出樽打你,然後你制服他,可能都會比較有說服力。」

 

團結機制:規範語言、仇恨語言和規訓語言

「不篤灰、不割席」、「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齊上齊落」、「香港人加油」──近日經常出現的抗爭口號,有不少皆與團結相關。「可能這也是今次運動特別的地方。回想雨傘運動時,其實沒有口號是特別要建立起團結意識。」李立峯提出,從語言上反映的團結機制,可分為三個類別:規範語言(Normative Speech)、仇恨語言(Hate Speech)和規訓語言(Disciplinary Speech)。

規範語言,即鼓勵群眾共同遵守某些規條的論述。根據統計,連登上呼籲抗爭者團結一致的口號,如「齊上齊落」、「不分化」、「核爆都不割席」等等,出現頻率自6月起一直持續上升。至於對抗爭者的稱呼,如「兄弟」、「烈士」、「手足」等,則以「手足」的出現次數愈來愈多。

日期與關鍵詞出現率的關係

 

「仇恨語言是好簡單的社會心理學,大家一齊憎恨一個人,就能團結起來。」根據8月的民意調查,80%以上的示威者認為「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及「香港警察,知法犯法」兩句口號最能代表到整場運動。「『黑警』、『狗』、『黑警死全家』等駡警察的字眼不斷上升,但粗口不升反跌。」根據統計,連登上粗口出現的頻率由6月的15%,急跌至8月的10%。「所以,連登的討論並不是完全不理性。他們會用使仇恨語言,但都是針對特定的憎恨對象,而那些沒有目標、純粹發泄性的語言都有使用,但並非愈來愈多。」

最後,規訓語言,即對人作某種政治干預、矯正的批評。例如,帶動群眾想法的「帶風向」、只談理想的左翼份子「左膠」、只懂躲在冷氣房看直播卻未親自上過前線的評論者「冷氣軍師」等等。

李立峯強調,我們不應將三種語言機制所營造出來的「團結」美化。

「當你叫人不割席時,是善意提醒還是施壓?誰在規管誰?張力會不斷提升。那些所謂用規範語言的人,又是否公平公正?或只是偏向一邊,部分人用語言來打壓其他人?」

同時,團結機制也非萬能。李立峯以兩個綁着橡筋的人,比喻「勇武」與「和理非」之間的關係:「過去三個月的狀態,是勇武走前三步、和理非又走前三步,維持着固有的節奏,相互的張力不會太高。但如果去到一個情況,前面的人走得太快、太急,或者後面的人不願意再向前走,那條橡筋是會自然斷,不是因為有人拿刀出來割斷它。」

「勇武」與「和理非」的斷裂是必然的壞事嗎?李立峯提醒,我們必須清楚「割席」的真正意思,「大家回想民權運動的歷史,Martin Luther King 都會指責暴力、指責激進的示威者,但他同時更加大力地指責警察、指責政府。這種行為是『割席』嗎?正如他所說, “A 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是因為政府不聆聽才導致騷亂的發生。」「不割席、不分化」並非唯一的可能性,多元的抗爭路線,或也許才是運動的新轉機。

 

沒有人知曉反送中運動會以怎樣的形式延續。然而,通過李立峯對整場運動生命力的分析,或許我們都能從中得到一些啟發,在民意的支持與厭倦、「大台」與「無大台」、激進化與集體約束、團結與霸權等等的拉扯張力之間,思考香港人該如何尋覓新的抗爭方向,繼續前行。

 

(本文為2019年9月26日「通識沙龍」第一講:「威權主義下社會運動的生命力」(李立峯教授主講)的摘要文字記錄。如想重溫這場講座,可按此。)

講座時的情況。出席者眾。
當日沙龍講座提供即時手語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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