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再思教育:課與學的斷裂 — 專訪民間學術推動者李達寧

撰文:黃朗軒

 

9月2日,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的旗幟在百萬大道上飄揚,大專學界繼雨傘運動後再次發起罷課集會。在「罷課不罷學」的旗號下,我們經歷了開學首兩週和10月1日至8日的罷課,或許之後還有新一輪罷課……回想這共三星期的罷課,我們究竟學到什麼?這種學習又與演講廳裡的課堂有何分別?民間學院創辦人李達寧笑稱,香港學生一直在上課的同時罷課。罷課過後我們更應該重新思考學習和教育的意義,他從學院的局限和教育制度出發回應,點出香港高等教育課與學的斷裂。

李達寧。(來源:東網新聞)

 

屬於民間的學術

讀一個大專課程,當中二十篇(指定?)讀物中可能有十九篇都是以英文寫成。甚至以英文教儒家文化、中國文學的情況亦屢見不鮮。在學院裡,我們對此習以為常,彷彿以英文書寫和討論就高人一等。李達寧點出了學院一直存在的問題:「學院裡的學術研究都要跟隨外國標準,不斷投稿,在香港的社會學家不研究香港,而研究美國,這十分荒謬。」官僚化的學院令學術漸變畸形。正如李歐梵教授早年概嘆,香港八所大學深受官僚主義影響,過於著重程序和成效,以財經及管理學理論處理教育問題,令大學間失去其特色。

除了失去大學本身特色外,官僚化的更大問題在於令學術研究越來越「離地」。李達寧指出問題癥結在於大學對排名的重視:為了追求大學排名,大學教授需要投稿到英文學術期刊;為了滿足國際讀者,文章大多以西方社會為研究對象,於是能回應市民生活的學術研究就「買少見少」。在這個「學術遊戲」下,「我們的學術體制受政治經濟影響,令它不能回應市民生活。」李達寧以香港研究為例,說:「學院通常轉變比較慢,比如香港研究已開始了10-20年,但學院的回應去年才出現,所以它比民間遲了大約20年。」有見於此,李達寧成立了民間學院:「透過民間學院,我們希望建立真正屬於民間的學術和研究基礎。所謂民間學習,就是在地感和生活感更強。」早在這場運動前,大學課程已脫離社會,學生上課不是因為它能啟發思考、具社會意義,只因它是必修課。李達寧總結道:「我們上課什麼也學不到,同時上課和罷課。」當上課變成苦差甚至等於變相罷課,我們是否應考慮其他出路?

 

1+1=2」才是知識?

在街頭不時會遇到藍絲說:「返去讀書啦!」在他們眼中,讀書必定在學院裡進行,知識也必定有既定答案,而學習只是為將來的工作。「『1+1=2才是學習』,這十分狹窄,連學院也不會認同這個定義。」李達寧直接指出藍絲對學習定義的荒謬之處,並接著解釋:「這是因為他沒有意識到你在街頭就是最大的學習,例如街頭放映、連儂牆、設計文宣已經是很大的學習,這些都不是人人懂得,還有學跟別人溝通、組織。」

李達寧非常同意許寶強教授對罷課不罷學的闡述,笑稱自己對罷課的看法是「抄襲」許寶強教授:「罷課的重點其實不是罷課,是罷課不罷學。本來我們上課能學習到知識嗎?」課堂教授的理論固然重要,但理論不應局限於象牙塔,而要面向社會,就如匈牙利學者 Michael Polanyi指出學習是一個過程,吸收知識後需要消化、掌握,而學生在街頭就是把平日所學的應用出來。

更甚者,社會運動本身就是整個社會在學習、在進步的過程。「如果你能理解『五大訴求,卻一不可』的背後意思,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學習,因為這是我們對暴力、政治體制、法治的思考。指出問題所在,提出改善建議,這就是一種學習。現在拒絕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是不想社會學習。」一說到政府,李達寧語氣便變得激動:「大佬,你要問責才有學習動機。但面對嚴峻的社會問題,你視而不見,連第一步都做不到,不承認有問題,你如何學習?」拒絕檢討等於拒絕學習,知識不一定是理論或算式,當中還包括反思。雖然學生在罷課,但他們在街頭反而更能與整個社會一起學習。

回顧歷史,不少社會進程都是由學運推動,如60年代日本反安保鬥爭、法國68學運、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等。然而罷課本身並不是有力的抗爭手段:「罷課的本質是不做某些事,不做某些事永遠不會有用途。」重點是我們利用罷課的時間學習什麼,如何推動社會學習。李達寧誇張地說道,認為以罷課的時間上連登也是有其用處的:「連登其實有很多學習內容,講歷史、講政治考慮。聽講座也一樣,對你思考當下很有用。」除了不上課外,罷課還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譬如2011年智利罷課期間,學生組織了「公園嘉年華」,通過在公園舉行音樂會,以和理非方式保持運動熱度。法國68學運更間接推動了罷工。至於香港罷課後應有什麼行動,這便是需要學生們一起商討的。

 

邪惡的公權力

李達寧認為公權力和維護制度的國家機器是教育問題的成因。從董建華對通識課的評語可見,制度不想年輕人思考,只希望他們成為社會齒輪中的一根螺絲。民間學院兩年前被指違反《教育條例》,被迫停辦,李達寧直斥政府的虛偽:「如果人多聚集為了畫畫就沒有危險,為了學術就有危險性。用林鄭的說法,她特別『關心』我們。」他苦笑道:「只能夠說思想最危險。」現行《教育條例》於1971年訂立,是港英政府的遺物。這些法例是依照殖民主義的邏輯, 以限制被殖民者為其目的,只是過往港英政府甚少引用相關法例, 現在卻成了林鄭的武器。李達寧批評《教育條例》是「惡法」,他質問:「不是我們不想守法,而是現在的法律不斷限制我們的言論和學術。我們非常同意學術應公開,那為何有《教育條例》?」

公權力除了直接打壓傳揚學術的機構,還通過制度達致掌權者想要的結果。「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是一個邪惡的機構,它不是以學術理由,而是社會人力資源去控制大學。」UGC的組成毫不民主,委員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現任一般事務及管理小組委員會成員就包括滙豐、麥肯錫等大財團高層。李達寧認為UGC最邪惡的地方在於它「不是民間整體參與的結果,而是商家決定。」

他舉例:「很多人誤解香港很少人讀哲學。不是!因為哲學的學額限制在30,UGC決定哲學系值30個人,所以只有30人讀,而這不是想讀哲學的人決定。」在現時的制度設計下,學院課程偏向商界,人文學科慘被打壓,不但不能令思想進步,更與學習背道而馳,上課也失去原來意義。

 

為了幸福學習

200多年前,起草《美國獨立憲法》的先賢寫:「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是不可剝奪的權利。」教育是為了每個人都能自由地追求幸福,李達寧由此推論:「第一,學習的幸福應該在學習內部;第二,值得高興的是能為社會解決問題。」他舉寫作為例,閱讀文學作品後,你發現更多寫作的可能性,繼而創作新的作品 —— 這是學習內部帶給你的快感。當知識普及化後,每一個人都能共享知識,增強社會解決問題的能力,最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然而,香港政府卻把教育視為投資,李達寧反問:「投資是求回報,很多科目本身沒有(直接的金錢)回報,(但)它們是否沒有意義?」他引用黃子華的說話反諷:「如果功利地想,政府是傻的,最好幫每個人買樓,然後收租,這個社會很不合理。」

教育不單是一種投資,還是每個人追求幸福的工具。李達寧想像理想的教育應該由「政府承擔,然後提供最大自由度,讓所有人尋求個人生命成長的可能。」當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地追求幸福,整個社會便幸福。

可惜,在香港不少人眼中,上課只為一張「沙紙」,所以課與學徹底斷裂開了。李達寧直斥這些人是「學歷崇拜主義」,反問他們:「你讀了很多書嗎?你讀完仍像『一舊屎』」。他十分認同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不是老了才變壞人,是壞人變老。年輕人開始關心社會,就是公民教育的成功。」但現實上,社會越來越看輕公民教育,死守對學習狹窄的想像。經常有聲音對年輕的示威者說:「你想做什麼也可,讀完書先。」可是,社會病了,教育制度病了,課堂病了,讀完了書,外面可能已成「一國一制」。李達寧提到瑞典少女Greta Thunberg發起「為氣候罷課」,忍不住以粗口罵道:「地球快要『玩完』,你還叫我上課,即是玩X我!」統治者要求我們「讀書」,不只是希望我們現在不理會社會,更希望我們將來也不理會。只因「課」不能幫助學生和社會進步,我們才迫於無奈在街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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