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動物為本位的動物倫理學—從辛格到納斯邦

撰文:梁菀琪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extent to which we can think ourselves into the being of another. There are no bounds to the sympathetic imagination.”

 J.M. Coetzee (1999). The Lives of Anima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35

 

在《動物的生命》(The Lives of Animals)一書中,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作家柯慈(J.M. Coetzee)用小説的形式討論動物的道德地位。他筆下的角色,作家伊麗莎白.考斯特羅(Elizabeth Costello)獲邀到美國大學演講,演講的題材及內容由她決定,她選擇了「虐待動物」(the abuse of animals)作爲她演講的題目。考斯特羅指出動物的處境就和納粹治下的猶太人一樣,每日都有無數的生命被殘害,人們卻對動物的痛苦充耳不聞,她無法理解人們高舉的人性及原則怎樣能和人類虐待動物這一事實並存。

 

她指出哲學用的語言過於强調人與動物在理性上的分別,令人難以代入動物的處境,相比起冷冰冰的哲學論證,文學家更能令讀者進入動物的內心世界,並喚起大眾帶同理心的想像力(sympathetic imagination),把同理心延伸到動物身上,想像動物的生命和直視動物的苦況。

 

哲學論證在喚起大眾對動物的關注方面是否真的有考斯特羅所言那麼無力呢?同理心是否足以喚起大眾對動物處境的正視呢?本文旨在介紹兩個對公共政策有影響力的理論框架,邀請讀者一起思考在爭取動物權益的路上追求理性邏輯的哲學語言扮演什麼角色,和我們可以做什麼去補足其不足的地方。

 

《動物的生命》一書是柯慈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界演講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創作的故事,他的演講是在199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

 

效益主義與動物解放主義

著名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者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是最早深入研究動物解放主義的學者之一,他提出很重要的一點:「問題不在於,牠們會不會推理?也不是牠們會不會說話?而是,牠們會受苦嗎?」[1]由於動物可以感受到快樂和痛苦,動物的遭遇應該納入人類的道德考慮。

 

邊沁提倡把動物的痛苦納入平等道德考量的同時,認為在某些情況下人為造成動物的痛苦是可以被證成的(justified)。如果以動物為食物或者做實驗帶來的效益更大,那麼儘管會為動物帶來痛苦,在道德上仍是被允許的。邊沁反對的是在沒有考慮動物福祉下,無節制地和放肆地(wantonly)在動物身上施加痛苦[2]

 

當代的效益主義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他那本被譽為「動物倫理聖經」 的《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中,接受邊泌的效益主義思想,又強調現代社會對待動物的方式往往令牠們極為痛苦。因此,我們必須全盤審視並停止對動物施加不必要痛苦的做法,包括工業式養殖禽畜(factory farming)、非必要的動物實驗(例如化妝品的測試)、戰利品狩獵(trophy/ sport hunting)等行為。

 

可能有人會說一個人受的痛苦比一隻豬受的痛苦重要多了。對此,辛格的回應是:「痛苦是痛苦,至於是誰的痛苦在道德上是不相干的問題。」如果你認為人的痛苦比豬的痛苦重要,這是「物種主義」(speciesism),認為人比動物更高貴、更具道德份量。但這些人類本位主義者跟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一樣,都把道德上不相干(morally irrelevant)的特質放在考量裏面,違反前述的平等考量原則(principle of equality)。

 

“But pain is pain,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ng unnecessary pain and suffering does not diminish because the being that suffers is not a member of our species.”

 Peter Singer [1970] (2002), Animal Liberatio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p.220

 

《動物解放》自1975年出版之後,為動物權益運動(Animal Rights Movement)和不少的福利政策提供了紮實的理論基礎,同時,辛格的理論受到多方面的批評。辛格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在於他賦予動物生命的道德意義過於單薄,把個人偏好的滿足(the satisfaction of preferences)等同於美好生活。另外,這個不足亦可能是源於效益主義對個體福祉的不重視:效益主義視社會的整體福祉為首要考慮,而動物和人類個體的生活隨時可以(或應該)為了整體而犧牲。辛格的理論賦予痛苦與快樂絕對的道德地位,卻忽視了經歷痛苦與快樂的主體本身的道德地位。

 

除了減少苦痛外,人類對動物還有那些道德責任呢?對於動物來說,何為一個美好生活呢?瑪莎.克拉文.納斯邦 (Martha C. Nussbaum)用「能力進路」(capabilities approach)建構關於動物正義的論述或許可以幫我們找到一個新方向。

 

能力進路與動物的生命

「能力進路」是由納斯邦和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沈恩(Amartya Sen)在1980年代發展的社會分配正義理論。這理論認為每一生命個體都有其運作的方式,而要表現出其尊嚴,就需要讓他們發展和運用各項基本「能力」。以人類為例,要讓人有機會活得出人性,需要有健康、身體完整、理性實踐、交往結社等能力,而要保障這些能力,則需要確保社會公平、基本人權、公共衛生等等的條件。「能力進路」理論亦影響了有關發展的公共政策制定,其中以聯合國發布「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以衡量各國社會經濟發展程度的標準最為知名。

 

在《正義的界限:殘障、全球正義及物種成員》(Frontiers of justice :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一書裏面,納斯邦提倡將能力進路應用到動物倫理的範疇上,我們需要擺脫以人類角度理解動物的方式,認真探討動物的特點,找出讓動物能活得有尊嚴所需的能力及條件。

 

納斯邦的動物能力論述的特色之一在於它突破了傳統的社會契約論無法給予動物直接義務(direct duties)的困境。社會契約論者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只有理性的存有(rational being)才是道德義務的對象,因此人類對動物沒有任何直接義務。人之所以不應該殘忍對待動物,並非因為人對動物負有道德義務,而只是因為殘忍地對待動物違反了人類對人類的道德義務。例如,殘害動物的人可能培養出更傾向殘害人類的性格,因此在道德上不可取。另一社會契約論者羅爾斯(John Rawls)雖然認為人類對動物有人道(humanity)和憐憫(compassion)的義務,但仍堅持只有具理性的道德能動者(moral agents)才是立約者,他在《正義論》裏面明確指出動物的議題已經超出了正義理論的範圍。

 

能力進路認爲公義的目的在於確保每一個個體都可以過有尊嚴的生命,它視動物為主體,而非憐憫的對象,它超越效益主義的地方在於,能力進路不只關注動物的快樂和痛苦,亦重視不同生命個體的複雜機能。能力進路指出人類對動物的直接義務包括要確保不同動物的能力可以得到充分發揮。

 

“I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treats animals as subjects and agents, not just as objects of compassion. Unlike utilitarianism, it respects each individual creature, refusing to aggregate the good of different lives and types of lives.”

Martha C. Nussbaum (2006),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and Membership,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p. 351

 

我們應如何制定各種動物的能力列表(the capabilities list)呢?納斯邦提出用人類的能力列表作為動物的能力列表的參考,人類和動物共同享有十項能力範疇[3],至於在制定特定種類的動物的能力 列表的時候,我們應該要參考物種的常有特徵(species norm)[4],這個說法引起了不少反對聲音。有論者認為納斯邦忽略了個體動物的潛在特徵和特有處境,例如語言能力對野生猩猩來說並不是一個常見的特徵,但是靈長類動物學家指出圈養的猩猩(captive apes)在與人類的相處過程中可以發展出語言能力,因為這樣可以提高牠們的生活水平[5]。在制定動物的能力列表時,個體動物的偏好和特有處境,尤其是受到人類干預的物種群的處境,都應該納入考慮當中。

 

以動物爲本的動物倫理

回到文章開首提及《動物的生命》一書,主角考斯特羅在她的演講中援引德國心理學家沃爾夫岡·苛勒(Wolfang Köhler)與猩猩做的實驗。苛勒從1913年開始在在普魯士科學院設在西班牙屬地加那利群島特里萊夫(Tenerife)的猩猩研究站擔任站長時,想找出猩猩如何解決拿到天花板上的香蕉的難題,他發現牠們會把木箱疊高,並使用木棒,以拿取食物。

 

考斯特羅批評苛勒的實驗設計從頭到尾都在引導猩猩們向單一方面發展,而忽略猩猩其他的可能性,苛勒假定猩猩們在實驗裏面只會思考一條問題:我可以如何取得天花板上的香蕉呢?猩猩其他的想法例如:為什麼研究人員要把食物掛在天花板上呢?為什麼他們要讓我挨餓呢?是不是我有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呢?都不受重視。

 

大家心裏可能有疑問,猩猩真的會思考倫理以及形而上學的問題嗎?考斯特羅未免太擬人化(anthropomorphicize)猩猩了吧。荷蘭靈長類學家和動物行為學家弗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指出正正是因爲擬人化的憂慮令到很多科學家對研究動物的情感感到卻步。德瓦爾的研究發現人科(Hominidae)動物,包括黑猩猩類(有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兩個種)和人類(僅存當今我們智人一個種)共同擁有同理心(empathy)的能力[6],而同理心並不是一個全有或者全無(all-or-nothing)的現象,它包含多層次的情感互動,人類的同理心可能會比黑猩猩類更高層次,但這並不等於猩猩並沒有豐富的情感。

 

德瓦爾的同理心俄羅斯娃娃模型 (de Waal, 2004, p. 396)
同理心包含三層的情感狀況,德瓦爾在猩猩身上觀察到最核心的兩個層次,對於猩猩有沒有更精緻複雜的情感,科學界則未有共識。

 

從苛勒的實驗,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有很多動物行為學的實驗都沒有考慮到動物在群體中的互動,很多群居動物,例如猩猩的福祉受制於牠們在群體中能否成功與同類或者其他物種溝通跟協調。在群體生活中,動物會發展出很多潛在的能力,例如同情心(sympahty)、同理心(empathy)和社區關注(community concern )[7]

 

能力進路重要的地方在於納斯邦把動物倫理的討論從只關注人類跟動物相似的地方(感知快樂與痛苦的能力)擴展到關注不同種類的動物各式各樣的能力,可是納斯邦在制定能力列表時也忽略了動物在群體中展現的能力和個別動物的特有處境。要讓能力進路建構關於動物正義的論述更加完整,科學研究,例如德瓦爾關於動物情感的研究和動物福利科學(Animal Welfare Science)對哲學的論述有很大貢獻,有科學證據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發展出以動物為本位的動物倫理學。

 

以考斯特羅演說的一句話做結,她說如果有人問,他們聽完她的演講後會有什麼得著,她的回答是,希望大家能打開心扉,聆聽內心的想法(open your heart and listen to what your heart says)[8],直視動物的苦況,如果有更多人正視動物的處境,在實際推動保護動物的政策時會更容易。

 

 

註解

[1] Jeremy Bentham (197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Edited by J. H. Burns and H. L. A. Hart. London: Athlone Press, 282-3n

[2] Johannes Kniess (2019). Bentham on animal welfar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7 (3), pp.556-572

[3] 十個範疇分別是:生命、身體健康、身體的完整性、感覺、想像與思考、情感、實踐理性、聯繫、其他物種、嬉戲或遊戲、對自身環境的掌控。

[4] “In short, the species norm (duly evaluated) tells us what the appropriate benchmark is for judging whether a given creature has decent opportunities for flourishing. The same thing goes for nonhuman animals: in each case, what is wanted is a species-specific account of central capabilities (which may include particular interspecies relationships, such as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g and the human), and then a commitment to bring members of that species up to that norm, even if special obstacles lie in the way of it.”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p. 365)

[5] T. J. Kasperbauer (2013). Nussbaum and the capacities of animals,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6: 977-997.

[6] Frans B. M. de Waal,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imal empathy” in Feelings and Emotions: The Amsterdam Symposium, ed. A. S. R. Manstead, Nico H. Frjida, and Agneta Fisch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381-398

[7] Flack, Jessica and Frans B. M. de Waal, “‘Any animal whatever’: Darwinian building blocks of morality in monkeys and apes.” In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orality: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Leonard Katz, p.1-30. Bowling Green, Ohio: Imprint Academic, 2000.

[8] J.M. Coetzee (1999). The Lives of Anima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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