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呂永昇:保育運動興起皆因港人欲建構認同

撰文:何國璋(《大通報》學生記者)

 

呂永昇博士先後任教於中大歷史系及通識教育部,多年來致力研究社會文化史,範圍涉及民間習俗、鄉村社會、宗教、節日等。近日香港石硤尾主教山發現戰前配水庫遺址,大眾隨即蜂擁要求保育。是次《大通報》請來呂博士,解構近年保育呼聲高漲之背後原因。

 

突見水庫遺址,大眾為何反應激烈?

2020年12月,石硤尾主教山(案:此山名稱有爭議,今且以現今媒體主流名稱稱之)發現二十世紀興建之配水庫遺址,其蓄水池以羅馬式建築風格建成。一時之間,無論年長年少、不論泛民本土建制,皆要求水務署停止拆卸工程,保留此戰前文物。然則為何大家反應如此高漲,一窩蜂要求政府保育?此現象昔日香港甚為罕見——三、四十年前,大家並非如此熱衷於保留古物。然近年港人愈加關心保育,無論是2007年的爭取保留皇后碼頭事件,或是反對清拆囍帖街、要求保留沙中線古井等運動,皆可見港人對保育的態度有變。近年甚至興起諸如「捍衛地名」之主張,要求某區域正名,藉此保留人文景觀。「主教山」一名亦遭質疑,於社交平台乃至學者論壇皆有爭論。

 

地名之爭,孰是孰非?

主教山之地名向來眾說紛紜。如社交平台有網民提及此山當作「窩仔山」;著名歷史學者丁新豹教授亦嘗作考證,謂此山英文名當作“Mission Hill”,因山上曾建有巴色會教堂而得名。呂博士提到,主教山、窩仔山、教會山、石硤尾山四個名稱,文獻上皆有記載。「窩仔山」一名之來源可能與地形有關,因此山部分形貌似一炒菜所用之窩;「主教山」之名則可能因附近有頗多教堂、基督教學校而生,現時政府文件亦多從「主教山」。據戰後報章和地圖記錄,又有「教會山」之稱呼,應是直譯 “Mission Hill”而來;而「石硤尾山」則較少見。呂博士概括指,「窩仔山」是深水埗區內居民常用稱呼,「主教山」則主要是區外稱呼,不同名稱之出現乃源於使用者對此山之理解有差別——前者是以昔日村民的知識體系和生活環境描述地貌而得名;後者則以外界人的角度理解該區域,只因附近有基督教建築物而稱「主教山」。

因為山部分形貌似一炒菜所用之窩,故又稱為「窩仔山」。

 

被問到作為歷史學者,對於恢復昔日地名等主張有何觀感,呂博士毫不諱言地指「不太支持這種『正統論』、『源流論』」,因歷史學者最有興趣的是研究「變」:「社會不會一成不變,傳統本身也在不斷變化,只要有人存在就會變。所以不一定要回到某個時段的界定才算好,變化背後本身也有一套邏輯。」呂博士指,歷史學者最有興趣解答的是為何會發生轉變,乃至變化與政治、社會、民生之間的關係,未必熱衷於將現今地名完全變回舊日名字。「歷史學者常會研究為何會這樣變?我們關心這個問題多於去找一個固定的東西。沒有傳統是不變的,也沒有地方是不變的,因文化不是死的,而是會不斷變。這才是生活的歷史,所以我不太主張必須使用最舊名稱。」然而,呂博士亦未有全盤否定捍衛地名運動,因這些運動亦可以是歷史學者的研究對象,「我們對不同時期的人和生活有興趣,會思考為何提倡恢復地名的人有這種主張。我們做的其實是『講故事』——讀歷史的人像說書人,好的歷史學者會講動聽的故事。」

 

保育政策,頻頻更易

據呂博士云,香港最初的保育概念乃因都市化而生。「保育是為了應對香港七、八十年代急速的經濟發展而來,尤其是都市化過程中要剷除很多東西。」呂博士打趣道:「香港最勁呢招㗎嘛!(香港最厲害就是這一招數嘛!)」港人因城市急遽發展,開始有意識要保留即將消失的古蹟文物,以防整個社區、整個人文景觀遭都市化消滅。

呂博士指出,因本港保育聲音日漸強烈,政府遂於1976年實施《古物及古蹟條例》,冀能為保留歷史建築文物一事提供法律依據。及後,政府積極推行保留古蹟之措施,設兩大機構處理保育事宜:一曰古物諮詢委員會,一曰古物古蹟辦事處,前者屬諮詢機構,後者負責保養、維修及推廣歷史建築物。呂博士特別提到,兩機構對於歷史建築物有所謂「三級內部指引」,即為各歷史建築物評級,供其內部參考之用。「但這個三級分制會受大眾的關注影響,我們不難見到建築物的評級隨時改變。」呂博士舉例,北角皇都戲院最初僅獲評為三級歷史建築,後在大眾關注下,重新評估而升至一級,故評級是一個磋商的過程。

呂博士隨後提及政府於2007年和2008年實行的活化和保育政策。然呂博士對此感到惋惜,並批評香港的部分活化使歷史建築失去靈魂:「香港的活化其實是值得斟酌的,有些活化的例子很失敗。就像利東街本是婚宴產品聚集之地,現在整個社區文化完全消失,這其實不算活化。」呂博士續解釋,活化並非只是翻新建築,更重要的是要傳承地區的文化:「負責建築的人只對建築本身有興趣,但搞不清楚住在裏面的人是如何生活,忽略了『人』的內涵。活化不應缺乏社區和『人』,沒有人傳承內裏的文化就會像利東街一樣,完全沒有地方特色、地方文化。」呂博士繼而指出,如此的「活化」計劃實際上不算真正的活化,純粹是發展。

古諮會更於2017年起拒絕評審不屬於建築物及建築物構成部分之項目,諸如石碑、古道等許多具歷史價值之古物因而遭忽略。呂博士不同意此決定,並謂古物可以實物、觀念、制度等其他形式存在,不一定是建築物,故古諮會的決議可說是「倒退」,因「在香港沒有指引束縛就會『出事』,隨時會拆毀(古蹟)」。

 

政治迫使抉擇,保育建構認同

港人關心保育的現象猶見於九七主權移交之後。呂博士解釋,此乃因港人對文物的理解、態度有變之故。不論是保育建築抑或捍衛地名,皆與「政治認同」有關,而二者之間僅是表述之方式有異,其目標可謂一致——以舊物作為追溯、強調身份的憑據。

「為何大家突然如此關注歷史文物?以前香港人覺得建築物本身最重要,將建築物變成文物,文物又與旅遊連繫起來,就是所謂的『產業化』。早期大家接受『保育文物可促進旅遊業』這種論述,不太關注旅遊以外的問題。」呂博士繼而指出,港人的保育觀念已因政治風氣而改變:「而在今日,文物不只是旅遊景點,更重要的是集體回憶,集體回憶又與身份認同有關。就像主教山的配水庫,激昂的保育運動固然是為了保留集體回憶,但我們要留意的是,背後牽涉更深層次的問題——市民想建構身份認同。」

「近年社會常有如此爭議:到底你是什麼人?政治氣氛逼大家選擇政治認同,大家都在探求自己的身份,而歷史建築物正成為認同元素的一部分。拆掉文物,就等於拆掉自己政治認同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很緊張古物、緊張保育。」呂博士並以薄扶林村為例:八十年代期間大眾認為薄扶林村乃衰落、破舊的寮屋區,現今卻認為此等寮屋村落乃香港歷史發展的重要軌跡、痕跡,故很多港人要求保留,種種轉變顯示舊日事物已成為大眾追溯認同的元素。

同理,今日香港全民動員保育主教山蓄水池,反應非常激烈,亦是市民欲建構政治認同之故。「主教山的蓄水池曝光後,很多民間保育團體、歷史專家、區議員,包括建制派人士也要求水務署暫停拆卸工程,亦有很多市民『硬闖』,可見主流輿論認為配水庫應予保留。這不僅是保留香港歷史,當中也很可能牽涉政治認同。」

九七主權移交後,港人對自己的身份有不同理解。身份認同由很多歷史、社會和文化因素構成,今日香港主流社會愈加重視港人的身份認同,身份認同成為政治角力一部分。「身份的理解因應不同的情景,是可以很多變化的。你可以是中大人,可以是沙田友,可以是香港人,又可以是中國人。身份本來可以很多元、很有流動性,但九七後香港人的身份就變得模糊。政治角力下大家被迫選擇某個立場,原本可以自由選擇的身份開始變得硬化。大家對政治身份、政治現狀不滿,就會很自然地回想以前有多好。」呂博士稱,這種緬懷過去的情緒為感性,實際上以前未必真的很好,但大眾會用昔日的「美好事物」去對比現狀,藉此表達對現狀之不滿。

呂博士續稱,今日港人之所以對歷史文物感興趣,皆因市區環境中全是經發展過的高樓大廈,欠缺可建立身份認同之事物。地方文化傳統欠奉,歷史文化資源正可成為都市人的認同元素。「如此生活環境下,有悠久歷史的建築、文物就成為了有歷史根據的象徵符號,讓缺乏地方文化的香港人去建構身份認同。主教山配水庫正是這樣,這些建築文物變成香港人緬懷過去、建立九七後政治身份認同的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