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山的可能性——從「文化遺產」此一概念說起

撰文:陳偉(《大通報》學生記者)

 

過百年歷史的深水埗主教山羅馬式蓄水池,因水務處工程而重見建天日,其古雅的建築風格承載了城市發展、港九新界演變的歷史,驚艷了不少市民。民間眾口一詞地要求保育蓄水池,政府也難得地致歉與允諾保育。但是,蓄水池應該如何保育?進一步可問,為何保育?如此種種,則涉及了一個新興的概念——「文化遺產」,以下將為大家介紹「文化遺產」的內涵,讓大家思考時有一些方向。

主教山蓄水池(網上圖片)

 

文化遺產的由來

在二十世紀,歐洲連續爆發兩次世界大戰,造成大量人命傷亡、經濟生產停頓,大量具價值建築也受到破壞。於是歐洲國家率先出現了保護歷史建築的聲音,1933年的《雅典憲章》(Athens Charter)、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Venice Charter)中初步提出文物(monument)的定義、修復與保育的準則。承接這些憲章,1972年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Stockholm 1972)制訂了行動指南,同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簡稱UNESCO)頒發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這份文件將文化遺產分成三大類:

 

文物(Monuments):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建築物、碑雕和碑畫、具有考古性質成份或結構、銘文、窟洞等。

建築群(Groups of building):從歷史、藝術或科學角度看在建築式樣、分佈均勻或與環境景色結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單立或連接的建築群。

遺址(Sites):人類的作品或自然與人類的結合作品,以及從歷史,美學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具有普遍價值的區域,包括考古遺址等。

 

這三大類別基本構成了我們現時理解的文化遺產概念。不過,文化遺產體系是基於歐洲的情況而設立,有相當強的歐洲中心色彩,比如文物方面多指向禮節性與宗教性的建築與雕塑,其他地方如中國的文化遺產卻非以此體現。因此,定義逐步擴充,尤其是一些新類型的出現,比如複合遺產(Mixe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線狀遺產(Linear cultural heritages)、線性遺產(Sequential cultural heritage)以及文化線路(Cultural routes)等,甚至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填補原有定義的缺陷。總括來說,文化遺產此一概念並非原生的,而是人造且新興的概念,仍在逐步發展與改善的過程中。

而香港依據的《古物及古蹟條例》也有類似情況。古蹟(monument)被定義為「地方、建築物、地點或構築物」(Place, Building, Site and Structure)四類其中之一。套用以上定義,主教山蓄水池就出現了相當尷尬的情況,其性質很難完好地介定,於是未有受當局重視,直至引起爭議後才被迅速歸類。所以,主教山蓄水池多少體現了相關概念與分類上的不足。

 

文化遺產的價值、修復與保育

我們為何要修復、保育文化遺產?又何以判斷相關工作的高下?大家旅遊參觀文化遺產時或有這樣的疑問。以主教山蓄水池為例,不少香港人都為這個帶古樸的羅馬式建築所驚艷,這種體會正好反映了文化遺產上的「年代價值」,沿此可解答為何修復與保育文化遺產。

北京大學的孫華教授援引了奧地利藝術史家Alosi Riegl 的理論,指文化遺產存在「年代價值」,即人的主觀感受,超越了教育程度,可單從修養和藝術理解,而這種價值隨歲月流逝形成,也隨時日過去而持續增加。年代價值的產生,是因為文化遺產因人為與自然變故,日漸變得稀少與罕見,產生了「稀缺性價值」,亦因歷史發展,建築面貌已完全不同於往昔,記錄了往昔時光的文化遺產正具有「歷史紀念性」,形成一種「內在價值」,誘發出我們內在的情感,並成為中介,擴展到歷史、藝術、教育、經濟價值上。

正因為「年代價值」是文化遺產的重中之重,為了保存這種年代價值,復修與保育必須謹慎,相應的準則也因而誕生。目前文化遺產的修復與保育最重要,也是最複雜準則就是原真性(Authenticity)。「原真性」是一種程度,是基於文化遺產的歷史價值與美學價值作審視,不存在嚴格與絕對的定義,甚至有學者稱之為一種想像與投射。《中國文物古跡保護准則》載:「文物古跡必須具有歷史的真實性⋯⋯現存的實物必須是歷史上遺留的原狀,包括始建時完整的狀態,歷史上多次改建後的狀態和長期受損後的殘缺的狀態。」更具體來說,原真性是要呈現文化遺產的真實一面,要求遺產保育與修復必須有據可憑,而非偽作,同時又要盡可能保留歷史痕跡。

 

世界文化遺產的條件。其中Authenticity(原真性/真實性) 與 Integrity(完整性)是較普遍的審視與保護原則,但原真性遠較完整性抽象及有多種詮釋。圖表轉引自榮芳杰:〈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的機會與挑戰〉,《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19),2010年6月,頁93。

 

因此,文化遺產的修復只在於修復時間所致侵蝕,目的在於重建藝術品可能的協調性,而過程中不可以產生藝術或是歷史的偽作,也盡可能保留時間的痕跡且不消除非損害性的痕跡。基於此一原則,修復文化遺產時需遵守以下的原則:需使用一些可辨認、可清除的物料與在於維持、鞏固文物結構,只採用物料形式修復且盡可能不改變外表,修舊如舊,所以文化遺產往往需要設置一個原初點,並依此為根據進行修復。

以唐代大明宮遺址為例,大明宮的景觀規劃是以「保持真實性與歷史滄桑感,體現『繁華盡落的蒼涼』以及『歷史過後的蕭瑟』。」沒有復建整座大明宮,而是就考古發現作基本修復與展示,比如以地基方式展示當時大明宮主殿含元殿的位置,其它較為次要的宮殿、地點甚至簡單以資料名牌介紹,沒有作太大修復。大明宮的例子正正反映了原真性的彈性之處,大明宮把原初點設定為宮殿已受破壞甚至已倒塌的時間,並以此基點進行修復,反映了原真性並非尋求回到原有狀態,而是尋求一種文化遺產的協調,既嘗試展示文化遺產的歷史(經歷),同時顯示它曾經的狀態。文化遺產經過保育與修復或許仍顯得破舊,然而這卻是歷史、美學、真實之間協調的體現,完全的修復反而是對文化遺產的破壞。

再以北京的智珠寺為例,智珠寺是北京最早的藏傳佛教建築,因日久且無人注意而失修,被一些六十年代建築所覆蓋。後來,比利時人溫守諾來到北京,重新發現了這座藏傳佛教寺廟,並以私人方式復修智珠寺。在復修過程中,溫守諾及其團隊基本按照了寺廟的原型來進行修復,比如智珠寺大殿天花上的木畫,他們聘請了專業畫家盡可能修復古木畫並重置於天花中,重建大殿木架,內部以全新木頭重建,外部的以瓦片手工清潔並重新安裝,所有復修盡可能沿用原有材料,更保留了大殿中的一些政治標語,有力地維持智珠寺的原有狀態。又保留了部份60年代建成的電視機廠房與牆壁,使之完好地融入了智珠寺的整體格局之中。整個修復過程可以用溫守諾的說法:「美麗地養老」,修復以「修舊如舊」為原則。智珠寺正好體現了「原真性」此一原則。智珠寺不存在一種重要的原初語境,直至溫守諾等人發現智珠寺前,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智寺珠的存在。溫等人不但嘗試將智珠寺殘破、結構上的問題以原有物料盡可能修復、還原,保留了寺廟作為北京藏傳佛教符號的作用,更包納了1949年以來一系列的痕跡,協調了不同年代之間智珠寺的樣貌。

北京智珠寺(網上圖片)

 

換言之,若跟隨原真性此一原則,文化遺產的修復在於重建藝術品潛在的協調性,以逆轉時間的侵蝕,保留時光的痕跡為目的,過程中不可以產生藝術或歷史的偽造。主教山蓄水池在原真性的考量下,又應如何修復為妥?原初語境又在哪?保持其被打破後「重見天日」的現貌,還是將之完全修復?如果進行具體的修復,又有否抵觸原真性?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文化遺產的與社會

大多數人或會把文化遺產直接旅遊景點打上等號。確實,不少有名的文化遺產被直接轉化為商業旅遊景點,吸引遊客到訪消費,藉此發展當地經濟。但是,除了旅遊景點外,文化遺產還能為社會帶來什麼作用?或許,文化遺產的保育能凝聚當地社區,強化當地居民與地方的連結,倉東計劃正好可供我們參考。

倉東計劃是以「眼裡有村民,心裡有倉東」為原則的民間文化遺產保護計劃。復修、保育的過程中出現了多方的參與,譬如多所大學、當地村民與政府等參與。修復方式盡可能沿用舊日的方法,也嚴格依據原真性與完整性原則,比如壁畫以濕畫法的方式重新呈現;祠堂中的神樓木雕也是以村民集體記憶的方式重新修建。最重要的一點是,村民全力參與了整個復修工程,而在復修工程亦盡可能尊重村民的訴求。復修完成後,村民也積極參與到遺產教育工作之中,分享相關的耕作、手工藝、民歌知識等,也從中多少獲取收入。計劃也強調項目對周邊民眾所產生的影響,刻意讓不同人士參與到倉東村的集體活動上,強化倉東村的社區凝聚力與親和力,也以村民與倉東村原有文化為基本,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時,也讓各方可以對話與合作。計劃使得倉東村、倉西村自發舉辦聚會、活動,重新振興了當地社區。

倉東村(網上圖片)

 

整體來看,倉東計劃體現了文化遺產與社會的另一種關係,透過文化遺產的保育,重新讓已一點點消逝的文化恢復活力,甚至讓更多人能夠被這種文化所感染,一同為此而努力。似乎,主教山蓄水庫充滿著各種可能性。在哥本哈根,同樣有地下蓄水池被改建成藝術空間,賦予了蓄水池新的功能,也有了更大活力。合適地保育蓄水庫,不僅僅能與訪客訴說一個個香港昔日故事,為香港新增一個獨特的旅遊景點,更能藉著文化遺產本身煥發的年代價值與美學價值,誘發人們的情感,將不同的持份者、遊客、訪客拉入到文化遺產之中,那種活文化的親和力,比起造成標本的老舊建築,似乎能為人們帶來一種另類的體驗。這種方向的文化遺產發展似乎更為可持續,也更為可取。

哥本哈根地下蓄水池(網上圖片)

 

*如果同學對相關課題有興趣,可選修人類學系的通識課程——UGEA2330 中國文化遺產。課程涉及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起源、理論、爭議及具體個案的分析,讀後可掌握相關議題,更能具體地反思文化遺產與人類的關係,對文物與建築也有了全新的觀察角度,極力推薦給對文化、文物保育有興趣的同學。

延伸閱讀:

UNESCO. “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1972.

UNESCO,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2015.

Yujie Zhu. “Cultural effects of authenticity: contested heritage practic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1(6), 2015. pp.594-608.

張帆:〈北京智珠寺改造,是「高檔會所」還是文物修繕典範?〉,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6216

孫華:〈遺産價值的若干問題——遺産價值的本質、屬性、結構、類型和評價〉,《中國文化遺産》, 2019 年第1期,頁 4-16。

〈未來城市:主教山配水庫揭序幕 民間保育戰未完待續〉,明報,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10103/1609611594162/%E6%9C%AA%E4%BE%86%E5%9F%8E%E5%B8%82-%E4%B8%BB%E6%95%99%E5%B1%B1%E9%85%8D%E6%B0%B4%E5%BA%AB%E6%8F%AD%E5%BA%8F%E5%B9%95-%E6%B0%91%E9%96%93%E4%BF%9D%E8%82%B2%E6%88%B0%E6%9C%AA%E5%AE%8C%E5%BE%85%E7%BA%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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