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社區想像與公民社會——中港臺案例探討

撰文:李欣庭(《大通報》學生記者)

 

城市地貌的變化爲現代城市發展所難免,政府常以城市更新爲名,授權公營機構或私人開發商將原有城市地景、建築或人居環境進行拆除置換或部分修改,從香港的「市區重建」、臺灣的「都市更新」到中國內地的「舊區改造」均屬此類。然而,在市政規劃與資本力量的推土機下,置換區居民是否只能面臨「被搬遷」的命運,勢必要爲城市「發展大計」作出犧牲?爲什麼有人對動遷翹首以盼,有人卻團結起來抵抗權力「怪手」、力爭社區保留?

城市地理學家David Harvey曾在《城市權利》一文中發出「誰的城市」之問,提出城市的使用者也是城市生活的締造者,應分享按照自己意願規劃城市空間的權利。由此而見,「拆」與「留」本沒有絕對意義上的應然選項,而是城市建設中以政府或公營機構、地產商、業主、租戶等多個利益方博弈的結果。本文突破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論述,站在權力弱勢的普通市民的立場檢討中港臺的城市更新案例,分析資本與社會體制對博弈焦點和格局的影響,最後試討論依托公民社會重新構想和創造社區空間的可能性。

 

從消逝的利東街說起

「忘掉種過的花/重新的出發/放棄理想吧……」重聽謝安琪的《喜帖街》,曲調裏事過境遷的淡淡感懷,似已無法詮釋那一片黃幡飛動時的激烈、辛酸與苦澀。14年前,以喜帖印刷舖聞名的生活街區從香港城市地景中正式消失,廢墟上聳立起的,是一條聚集國際品牌、高檔商肆食肆的步行購物街。如今憤怒與遺憾尚未褪去,利東街的故事似乎又要重複上演……

(灣仔利東街居民打起條幅,要求城市規劃民主化 圖片來源:影行者)

 

2019年2月,市建局[1]正式啓動九龍啓德/沙浦道重建計劃,擬拆除原區老化樓宇,興建分層地下廣場,然而對現有住戶、商鋪、工廠的安置或補償辦法尚無確切承諾,未充足採納民意即啓動的人口登記程序也飽受爭議。一些受影響的街坊、舖戶在社工幫助下成立九龍城重建關注組,開展街坊意願調查、訪問專業人士,商討制訂了「九龍城重建原區安置方案」:建議市建局與房協和政府換地,爲居民、商鋪、工廠提供原區安置選項,得以在熟悉地方安居、維繫社區人脈與經濟資源,亦能保存小泰國、小潮州的風貌特色和互助網絡。讓人不禁想起當年利東街的「啞鈴方案」[2]:街坊要求保留一部分舊唐樓及「樓換樓、舖換舖」的原區安置,減少重建對社區的影響且開發商仍有利潤,然而這份集衆人之力、力求「三贏」的方案終被否決。

(九龍沙浦道社區一瞥 筆者攝於2021年2月)

 

今年年初四下午兩時,「撐[九龍城重建原區安置方案]集會」在ZOOM平台舉行。關注組成員傳達了不少街坊「住返九龍城」的心聲。當年在利東街運動中參與提出香港第一個民間城市規劃方案的May姐也前來聲援。回憶往事仍意緒難平,她表示利東街的抗爭雖未獲理想結果,卻在衆人的努力中積累了行動經驗、播下了城市規劃民主化的種子。她更以親身經驗的具體生活場景闡釋,「社區網絡」的核心正是街坊鄰里的信任和倚賴,一旦打散再難重建。

(集會合影:「心心代表愛社區」 圖片來源:九龍城重建關注組網頁)

 

中大城市研究課程主任 伍美琴教授 亦出席會議,表達對民間方案的支持。伍教授認爲市建局連根拔起的做法已然違背「以人爲先」的口號,更指出《市區重建條例》中「人」的缺位。她表示,「地方身份」是個人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被迫離開由情感和社會牽繫的地方將直接影響人的身心健康。重建不該只是樓宇的翻新,更當注重「人的需要和幸福感」;不應只見地段的「交換價值」,須尊重居民和商戶經年月積累的「使用價值」[3]。城市地理學者、時事評論人梁啓智亦強調「地方」與人在地累積的社會資本對基層生活尤爲重要、難以取代。學者視角和街坊的親身經歷相互印證,足見社區網絡和地方感並不是抽象的理論概念,而是切關人的生計、社會角色與身份認同,值得守護和捍衛的權利。

 

博弈的焦點與格局:從爭補償、反迫遷到社區保存

香港市民在城市更新中能夠有意識、有組織地爭取合法權益乃至對抗官方重建方案,是一定程度的城市權的覺醒。回顧利東街抗爭、菜園村「反高鐵運動」中本土社區意識的崛起,及至傘運期間佔領區各種自發的空間實驗,連儂牆、自修室、各種裝置藝術百花齊放,一部分香港人親身參與了城市空間的決策和創造,真切感受到「這是我的地方」。萌芽的城市權利意識得本土政治思潮的助推,受重建計劃影響的普通市民得以藉助基層組織的啓發、支持,在合理補償與安置之外有更豐富的訴求想象與集體表達。拆與留、如何拆、拆多少的問題上,公權力機構與利益集團亦必須面對基層的反抗聲音,迫於壓力不同程度地作出溝通的努力和讓步。

(金鐘佔領區的自修室 圖片來源:都市空間研究所)

 

臺灣的公民組織較香港更爲成熟。自後戒嚴時期臺灣踏上民主化進程,草根動員力量與文化自覺開始浮現,政黨競爭和更迭爲公民社會提供維繫和行動空間。在此條件下,都更社區保存運動往往能帶來強烈持久的社會連動效應。以臺北樂生療養院爲例,這本是一個因疾病污名、隔離和排除得以保存的自然生活聚落,世紀初政府擬拆除院落修建捷運工程、將原住民搬入新建醫療大廈,遭樂生院民抗議。學生、社會人士相繼加入近三年的古蹟認定和社區保留運動,譴責當權者犧牲原民宜居環境發展城市交通,二度踐踏院民人權。樂青、自救會等組織更在樂生院仍遭大部拆除、捷運通車後,繼續組織施工風險評估、參與重建工程的商討,延續抗爭。

(樂生被迫拆遷第六年,青年「六步一跪」呼籲政府面對錯誤 陳韋綸 攝 圖片來源:想想)

 

相較之下,中國內地則是「強國家弱社會」的權力架構,自上而下的「社區建設」仍爲主流論述,基層管理和有效的意見上達機構缺位,市民的「集體權利」意識本身也薄弱很多。因爲缺乏制度內有效的意見渠道,舊區居民面對拆遷或改造行動的博弈空間更爲狹窄,加之可能遭遇的孤立、脅迫、襲擾乃至暴力迫遷,抵抗的成本和身心壓力也更大。十年前成都業主自焚抵抗血拆、近年貴州司機因不滿舊宅強制拆除將公交車駛入江中、川師大教授拒遷拉鋸不果輕生,均是極端的例子,而各式的釘子戶和抵抗拆遷引發的羣體暴力事件則是層出不窮。

至於博弈焦點,臺灣、香港盛行社區網絡與文化保育論述,而內地則主要圍繞拆遷的安置和賠償問題。這固然與先前論及的集體權利意識有關,但也自然引起一連串的疑問:如果賠錢夠多,動遷安置實惠,是要拆遷補償還是要社區?這裏尚要考慮兩個層面的可比性[4]:一是建築型制對生活質量的限制。老式住宅區的居民可能面臨基礎設施老化、衛生問題、安全隱患等,而修復工程亦受限於建築的內部結構,居民有權利通過動遷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反過來說,一些社區雖然年代較老而設施尚算完好,政府更多是爲了與開發商聯手牟利,利用政策彈性將這些建築定義爲「危房」乃至「違建」,以此證明「非拆不可」逼走居民,即所謂的「拆危(/違)代拆遷」,在內地也已引起警覺。

(等待拆遷的老城區 筆者攝於上海黃浦區梅家街,2020年7月)

 

二是補償力度與社區網絡強度的相對優勢。筆者三年前曾經走訪上海步高里,這是一個被市政府列爲「優秀歷史建築」並規劃爲保留原住民以實現「動態保護」的社區,而這裏的不少居民卻向筆者表達了強烈的動遷意願。行走屋宇之間,確實欣賞到里弄特色的建築風格,但隨街坊進入屋內,搖搖欲墜的木梯、因過度分割而顯侷促的空間、差強人意的採光讓人難以適應。問及會否留戀這裏,幾個老上海人坦言,幾代人住在這裏確實有感情,但如今鄰里的連結已大不如前,有限的公共空間被車輛佔據或堆滿雜物。隨着原住民陸續搬離,在市中心打工的外地短租客增多,居民流動性大且因背景差異衝突增多,社區網絡逐漸稀釋。加之臨近社區動遷時補償住房的空間和質量均頗可觀,他們盼望著動遷。或許可以說,城鄉差距、勞務遷移配合郊區城市化(suburbanization)背景下社區網絡的斷裂,從根源上限制了人對城市公共生活的想象和期待,自然也缺乏「城市權利」意識的培植土壤。

 

被資本與權力裂解的社區,與新的想象?

更普遍地看,在去工業化與全球化的浪潮下,政權與資本的聯盟對本土社區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衝擊。微觀層面,考慮前述的補償問題,便可發覺資本對人的觀念的影響是滲透式的:個人很難抗拒的補償可能和重建後開發商和政府能得的利潤相比微不足道,加之公權力善用的分化、引誘手段,人很容易爲了一己利益放棄集體權利。從宏觀視角,「增強城市競爭力」、追求增長已成爲基層政府的生存之道。城市更新規劃中,若想謀取更多收入則需引入更昂貴的資本,在商人政府的推土機下,豪華商圈的集聚效應致使地價飆升,驅逐支持地區經濟的小商舖,足以對原有社區網絡造成重創;由此更新空間的居留與消費主體向更高階層嬗變,這便是「士紳化」現象。

 

(「落單」的藍屋 圖片來源:西文(Simon))

 

士紳化可以是物質消費層面的,也可以是文化層面的。當臺北寶藏巖變身「國際藝術聚落」、萬華「影城化」,當卅間、藍屋成爲精緻周到的旅遊景點,當新天地就是上海里弄文化的代名詞,徜徉其間的文化消費者們或許很難再想象一個渾濁、粗糲、生猛而帶着人的熱的「社區」。這審美的「失焦」也許將帶來整個審美範式的改變——在越來越多排除了文化主體的「文化地景」的薰陶下,城市貧民與中產階層的距離似乎更加遙不可及了。當不同的收入階層在生活體驗、文化心理乃至世界觀上的分化加深、固化,社會矛盾得以轉移至階層之間,最高統治者的權力愈難受到挑戰和約束。而專制的加強則會進一步擠壓由下而上的公民意識和社區生態,同時使之失去新生的源頭。

(天橋北,學生邀請一個小男孩錄下他日常活動的地域 圖片來源:妙想氈開)

 

在資本與權力的挾制下,社區空間的想象與再構造何以可能?「妙想氈開」計劃團隊涉足三地,在微觀互動的層面做了有趣的嘗試。學生們在北京天橋北——一片將在新都市規劃下劇烈改變的街區,深入街坊巷弄拍攝社區影片,並採取「遊擊戰術」避開公安和宣傳部門的審查,選擇有白色牆面和能接到插座的公共空間放映,成功吸引不少好奇羣衆。熟悉地景的影像再現,使社區成員能夠在一段批判距離之外,重新想像自身及所處的社會空間。香港西營盤和臺北萬華團隊亦用相似的影像實驗實踐社區空間的「敘事重構」,更開發了延伸的社區創意互動,如西營盤「正街飯檯創意設計」、萬華花園街「騎樓計劃」利用住屋過道茶聚休閒、分享騎樓面貌與各色活動的「願望清單」,邀請街坊參與打造屬於自己的公共空間,並在互動中延展社區想象。

 

結語:「叛民不過就是你我」

本文幾乎以博弈的框架貫穿始終來理解城市更新的公民參與,似乎受更新影響的普通人只能選擇「臣服」或「反叛」的角色,放棄抑或團結起來伸張自己的城市權利、「奪回」社區。這裏可能存在一種他者化的風險——即論述者會不由自主將「反叛者」視作一個臉譜與自己區分開,無論是敢於抗爭的勇者抑或成心搗亂的難纏主,都無形中將「反叛」的對象還原成某種權威。這樣的抗爭論述是需要警惕的,因爲行動者無非是在行使個人擁有、公民共享的城市權利;或許當所謂的「反叛」正常化,一個城市公民社會的理想方致達成。姑且引一段《叛民城市》的結語作爲文章的結束:

如果哪一天,我們不再只是因為弊案而激動,而是能夠重新解讀城市,讓自己感覺陌生、困惑,重新理解城市地景如何因人而複雜構成,也許我們會有更細緻的同理心,而不是粗糙的憤慨,先嘗試去理解,再考慮是否能夠劃下那條區隔你我的界線。那麼,也許有一天,城市沒有人會被指認為叛民,不必特意成冊,叛民不過就是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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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市建局:市區重建局,負責推行本港市區更新計劃的公營機構,成立於2001年。前身爲土地發展局,但握有更大土地收購實權,且享有政府免補地價優惠,便利重建的推進。

[2] 利東街「啞鈴方案」:由利東街重建區的街坊、鋪戶合力商議、諮詢專業及社區意見制訂的香港首個民間發展規劃方案,提出將「利東街」改爲步行街並分四個階段重建,保留街道中段的矮唐樓以安置舊有居民及店舖,在街頭街尾興建摩天住宅大廈。因規劃模型兩頭高中間低、狀似啞鈴而得名。

[3] 相關理論可參考John Logan and Harvey Molotch,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Chapter 2 “Place as commodities,” 闡述「地方」兼具的交換價值與(物質和非物質層面的)使用價值。

[4] 這裏並不是指內地與香港、臺灣的情形不可比,而恰恰是後述的因素可能在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須注意控制變量進行個案的比較,以免跌入價值先行或政治立場先行的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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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endrik Tieben、康旻杰 等(2017)。《妙想氈開:展開臺北與香港都市再生的社區共利計劃》。臺北:唐山出版社。

林佳瑋 等(2015)。《叛民城市:臺北暗黑旅誌》。臺北:公共冊所。

劉勇(2012)。《舊住宅區改造的民意回歸 ——以上海爲例》。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小西《通過城市權利連結繼續前行(第二版)》,2018年12月發表於Matters。

楊友仁、張智惠(2003)。〈後社會主義城市空間再結構:上海太平橋地區舊城改造個案研究〉。都市與計劃,2,頁109-144。

鄭敏華(2006)。《灣仔街紙:市區重建策略檢討計劃總結報告書》。香港 : 思網絡。

Harvey, D. (2003).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7(4), 939-941. https://doi.org/10.1111/j.0309-1317.2003.00492.x

Smith, N. (1979).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 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45(4), 538-548. https://doi.org/10.1080/01944367908977002

 

推薦閱讀

The just city / Susan S. Fainstein. 201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 Ebenezer Howard. 1902. London: S. Sonnenschein & Co., Ltd.

Verdini, G. (2015). Is the incipient Chinese civil society playing a role in regenerating historic urban areas? Evidence from Nanjing, Suzhou and Shanghai. Habitat International, 50, 366-372. 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5.09.008

Smith, N. R., Abramson, D. B. & Shih, M. (2019). An introduction to planning China’s communities: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41(3), 247–267. https://doi.org/10.3828/idpr.2019.20

周綺薇、杜立基、李維怡編輯(2007)。《黃幡翻飛處 : 看我們的利東街》。香港 : 影行者有限公司。(或同名紀錄片,中大大學圖書館存有DVD)

 

相關通識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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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EC2201 GRM 理想人居環境的追尋 Pursuit of Ideal Liv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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