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城市?─都市裡的公共空間排除

撰文:蕭君柔(《大通報》學生記者)

 

「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都顛覆了。」在《傾城之戀》裡,張愛玲如此寫道。身為都市裡的凡夫俗子,我們也許並不像白流蘇有那麼一段連整座城市都為之淪陷的愛情,可日日生活在都市,喜怒哀樂全與城市共享,我們難免也與城市產生了感情,甚至驕傲地以自己所居的城市為榮。然而,我們與之朝夕相處、甚或引以為豪的城市,真的是「我們的城市」嗎?城市真的是為「我們」設計與規劃的嗎?「我們」又是指誰呢?

每日走在街頭,我們總和各式各樣的人擦肩而過。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們不論是生活背景、階級族裔或是工作行業都各不相同,唯一的共同之處,便是所有人都在都市這麼一個巨大的空間中生活。都市最可貴之處便在於其將各式充滿差異的人匯集在同一空間中,並且使他們彼此互動、激盪出火花,產生出各種各樣獨特的活動與文化。一座城市之所以有競爭力並使人著迷,倚賴的往往不是高聳入天的大樓和氣派壯闊的街景等硬體設施,而是市井小民有趣豐富的生活及其所營造的多元氛圍。

都市除了容納各式硬體設施以滿足人們活動、居住等實質生活需求外,其更提供了一個空間予市民生產、呈現各項思想與文化,滿足精神生活。因此都市空間的利用與建構,其實反映了社會中不同利益團體彼此競逐權力的結果,以及各團體背後所代表的特定價值觀。觀察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往往可以發現權力階級為了有效管理社會、提升都市的競爭力及國際化,而將都市空間當成社會控制的工具,利用公共空間與都市計劃壓迫「非我族群」,以進一步將都市打造成符合社會中上階級想像中「乾淨」、「秩序」、「安全」的都市樣貌,使都市淪為一種只為特定族群服務的霸權空間。

 

公共空間不公共─遭到排除的非我族群

人行道、廣場、天橋,公共空間在都市裡不可或缺。以「公共」為名,公共空間允許「公眾」自由進出利用,並不對使用者的背景與條件加以限制,不分貧富貴賤、種族年紀,任何人皆有權利能夠進入公共空間。然而,基於對公共空間的想像,當權者經常利用各式不同措施,設法將不符合其想像的非我族群排除、驅趕於公共空間之外,以使公共空間保持方便管理且乾淨整齊的形象。

臺北市街道平台的敵意建築

 

無家者經常是公共空間首要排除的對象之一,而對於無家者的排除,最顯而易見的例子便是「敵意建築」的設置(hostile architecture)。敵意建築指的是在都市設計中增設部分元素,以引導、規範使用者在公共空間中的行為,大多是針對長時間仰賴公共空間的無家者所設置。敵意建築隨處可見,被扶手隔成一格格的長椅、定時噴水的灑水器、圓弧或帶有坡度的平台、花圃旁具有尖刺的欄杆,這些不起眼的物理阻礙悄悄消除了無家者在公共空間中平躺的可能性,使公共空間只能提供行人坐下來稍作休息,而無法讓無家者長時間停留過夜。敵意建築壓縮了無家者在都市中的使用空間,使得都市的公共空間成為了一種隔離、排除的措施,不僅令無家者毫無棲身之處,同時也減少了一般民眾與無家者互動的機會。

除了建設物理阻礙以規範公共空間的行為與使用者外,當權者也經常透過各種各樣的軟性措施來管理公共空間。三不五時派人清洗隧道地板、以施工名義圍封橋底空地、大舉清潔整理街道雜物,在一場場美其名為「淨化公共空間」的行動中,無家者遭到無情驅趕,無奈地只得在偌大的都市裡不停搬遷。都市裡數不盡的公共空間裡,沒有一絲一毫無家者的容身之地。當權者眼不見為淨的處理方式,除了只維持公共空間表面的乾淨整潔外,對於處理無家者問題沒有任何幫助。

除了無家者,外籍移工也經常成為公共空間中被排斥的對象。外籍移工的生活起居空間往往與工作場所重疊,難以擁有屬於自己的個人空間與時間,因此每個星期的休假日,便是移工短暫逃離工作環境,享受私人生活的時候。由於移工未能擁有私人空間從事社交活動,加上低廉薪資難以負擔咖啡廳等價格較高昂的休閒場所,故每逢周末,城市裡大面積的公共空間如車站大廳、廣場等地便自然而然成為移工周末消遣放鬆的場域。然而,這些在公共空間活動的外籍移工並非總是受到友善的對待,過去香港便曾出現議員於立法會大會上發言表示,公眾地方有外傭聚集影響了市民日常生活與環境衛生。當權者「有礙市民日常生活」、「影響環境衛生」[1]等等限制移工使用公共空間的理由,表現上看似以社會福祉為依歸,實則將所謂的「市民」分類貼標籤,剝奪特定族群使用空間的權利,不僅未實際面對移工活動空間不足的問題,同時更惡化了移工所面臨的不平等。

改造後更加友善的臺北車站大廳(來源:臺灣鐵路管理局)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期間,臺北市便爆發了外籍移工使用公共空間的爭議。人潮洶湧的臺北車站有個極具特色的大廳,其黑白相間的地磚宛如一個大型棋盤,不僅讓來往旅客等候車班時能夠稍作休息,也是學生放學與假日時活動的場地。由於位處交通樞紐,加上無須付費,此車站大廳漸漸演變成外籍移工聚會的場域,每逢假日便形成特殊的移工聚集現象,並經常有許多節慶活動於此舉辦,車站大廳宛若外籍移工的第二個家。2020年二月,臺北車站為因應嚴峻疫情遂宣布大廳禁止席地而坐與群聚集會,甚至一度傳出將永久禁坐,引發外界質疑當局以疫情名義變相歧視外籍移工。針對此禁令,網友在社群媒體上發動「坐爆北車大廳」活動,號召民眾於假日前往車站大廳席地而坐,抗議臺北車站限制久坐的禁令。活動吸引上百人響應,人們於周末在車站大廳聚會、跳舞、野餐,呼籲當局應將大廳還給民眾,打造無歧視的公共空間。作為回應,車站當局決定在黑白地磚上貼上笑臉與各式語言文字,希望能將車站營造成友善的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並不公共,性少數族群同樣深有所感。受到社會價值規範及空間中反覆出現的表演行為影響,都市裡的公共空間並不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開放多元,反而受到性別宰制,成為一個專屬於主流異性戀族群的生活空間。儘管城市裡的公共空間並未明文禁止性少數族群使用,也無實施相關限制措施,但當公共空間中全是異性戀行為時,性少數族群往往對於公開展示自己的身分備感壓力。畢恆達便曾於其書(2001:116)直言:「當異性戀者可以在街道上表演他們的異性戀慾望,並且認為理所當然的時候,同性戀者卻只有在某些都市的(空間與時間)邊緣中才能成為自己。」歌頌異性戀戀情的電視劇看板、購物中心前推薦給異性戀情侶的商品廣告、街道上異性戀情侶的牽手擁抱,異性戀霸權之下,城市的公共空間不斷強化所謂合宜且適當的異性戀行為規範,使得性少數族群逼不得已選擇在公共空間中銷聲匿跡。

在城市中找不到一個自在、有歸屬感的公共空間,性少數族群只能等到退縮至城市裡陰暗的一角才能拋頭露面,也因而各大城市中總有幾個公園在人煙稀少的深夜裡成為性少數族群邂逅、釣人的場地。基於對性少數族群的誤解與恐懼,媒體常常將這些性少數族群活動的公園與骯髒、罪惡等形容詞掛勾,由於這些公園與社會大眾想像中乾淨、秩序的城市想像相違背,因此更進一步促使了這些性少數族群為數不多的使用空間遭到剝奪與淨化。現今每年定期舉辦的同志遊行,便是是一種性少數族群企圖奪回公共空間、重新享受使用空間權利的方式。透過在短時間內占領街道、公園、廣場等公共空間,並在其中展現自己的身分認同、表演自己的性傾向與慾望,性少數族群得以衝撞、顛覆受到異性戀行為宰制的公共空間,進而重新改寫公共空間中原有的行為規範。

 

誰的城市?我們的城市!

空間是人們賴以維生的重要元素,而每個人對空間都有特定的想像與期待。一座城市的空間規劃與使用除了呈現出「市民」所期望的生活樣貌以外,也反映出他們所擁抱與實踐的價值觀。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樣貌,而街道、廣場、天橋等等公共空間因為不對任何使用者加以限制,其所營造出的氛圍與風景往往最能展現出一座城市迷人的風采。然而,除了無家者、外籍移工與性少數族群外,許多族群也經常發現公共空間對自己並不友善,甚或被排除於公共空間之外。街道中不友善的凝視、深夜行經暗巷的恐懼、公園髒亂陰暗的廁所,女性在公共空間中的體驗往往是負面的。而針對未成年人的宵禁、管理員頻繁的關切、稀少的休閒場所等也一再凸顯公共空間對青少年的不歡迎。

然而,一個對於空間使用者加諸各種限制的城市,真的是我們所樂見的嗎?我們究竟希望自己居住在一座什麼樣的城市?具備什麼樣的精神?人人都可以是市民,城市的空間不該只為具有權力的中上層管理階級服務。要建構一個多元族群共榮共存的城市,必須從改變對於都市乾淨、整潔的想像做起。藉由減少公共空間中對於非我族群的敵意,我們能夠將城市還給所有「市民」,重現友善包容的都市空間,打造出屬於所有人的快樂之城。

 

 

參考資料

畢恆達(2001)。空間就是權力。臺北市:心靈工坊。

[1] 〈稱外傭假日聚集影響市民生活及衛生 容海恩促勞福局跟進〉,《明報》,2018523日,下載自https://reurl.cc/OXY1W9

Please follow and like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