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人類學家走在公路上——專訪張展鴻

撰文:陳偉(《大通報》學生記者)

 

我們日常生活會遇上不同的人與事,充斥著各種情感與張力,背後體現了某種社會關係與文化體系。人類學家的職責,就是走進人類的生活中,了解人類行為背後的邏輯與動力。這種取向為我們帶來不少意想不到的觀點,更有趣的是,人類學家是如何走入人類的生活?這次邀請了中大人類學系的張展鴻教授,分享他在研究路上的點滴與心得,為我們解答——「人類學,到底搞邊科?」

 

人類學系教授張展鴻

 

人類學的方法

人類學最為人熟知的,也是最特別的地方,是經常要跑田野,十分著重田野經驗,到底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有何特別?張展鴻從他的學習經歷說起。最初他是一位社會學的學生,「比較多做問卷調查,並將相關資料輸入到SPSS,比對不同結果,看看有沒有特別的現象」,攻讀碩、博士,則改為專研人類學,但當時採用的研究方法仍以文字和圖片資料為主,田野、訪談等仍較為次要,因為自己選擇利用相片圖像作為主要資料的分析方法。直至完成學業,才是真正意義上「跑田野」,走入社區,以這些社區為本進行研究,建立彼此相互信賴的關係。

作為外來者,人類學者想介入到當地村落的生活,並非易事。張展鴻提到,「有一次有些助研學生進入村莊,引發村民不滿,發生不愉快的推撞。」為了避免與當地人起衝突,作為學者,他會開宗明義,說出自己的身份與目的,並嘗試聯絡當地父老,以協助完成田野考察。他將此比喻為在異地尋找一枝「盲公竹」,找一個可信任的人作為起點,了解當地整體情況,並進而連結其他人。不過,若找錯的人,可能會引起反效果。若找了村中聲名狼藉的人,或會讓村民對自己有了戒心,反而阻礙了研究的過程。除了事前聯絡外,人類學者還會藉著觀察,嘗試結識合適的人,並以之為中間人,一步步進入村中網絡,這兩種方式成為學者常用的「敲門磚」。

然而,人類學者與他者建立信任的能力終究有限,比如有部份人強烈不歡迎外來者,認為外來者無法理解當地的文化與習俗。同時,學者又或受限於性別上的限制,比方說學者為男性,較難進入由女性主導的特定網絡、習俗之中。張展鴻稱,人類學者要認識到自己在每個社區的長處與短處,不同的特點,隨著社區的差異也可能變成優點與缺點,但更要了解到,總有自己無法接觸的族群,不要刻意挑戰這些界線。當然,人類學者也要突破自己,就著自己的思考,有些問題未必能透過短暫的接觸獲得確實的回應,需要反覆與線人(informant)交流,以至透過線人的身邊人,間接再向線人交流,持續地追尋答案。

張展鴻笑稱,人類學只有兩道板斧:「一是參與及觀察,走到研究對象生活的地方,觀察他們的行為;二是深入訪談,不單依靠問卷上的問題,而是以問題為基礎,聆聽與發掘個體的不同的故事與想法。」看似簡單,實踐起來卻毫不容易。

 

人類學中的情感

人類的生活充斥著各種情感,人類學者既然介入到人類生活中,定然看到人類不同情感或情緒?張展鴻指出,人類學者在田野考察時,不容易看到線人的情緒表達,他解釋道:「我們人類學家相對比較冷靜,也會找一個適當時候進行訪談,所以訪談過程會比較理性」,一般的訪談一對一的形式進行,線人相對平和與鎮靜,表達上可以有更大的修飾,比如以正面的言辭去包裝自己的行動,未必能體現個體的真實性,也無法知悉個體的情感。這種特質讓學者較難接觸到線人情感、情緒高漲的分享,也對於人類學者掌握人類的情感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卻打開了人類學研究的新面向。

張展鴻想起一套民族誌電影,內容是一位人類學家進入到北京某個小康家庭中。傍晚時分,母親喚女兒念書,引來女兒反駁推搪,最終母親以非常兇惡的語氣呵斥女兒。這一刻的畫面反映了在一孩政策、北京的社經結構下,小康家庭對子女期望,以及子女與父母之間的矛盾。這種尖銳矛盾的爆發,讓母親與女兒迫不及待處理眼前矛盾,不顧一旁的外來者與攝影機,展現了人類情緒高漲的一面,更是真實的一面。即便學者非常熟悉當地村民,一般的田野考察、訪談仍無法捕捉到這種個體與個體間的巨大張力。

 

情感對行為的影響

情感在人類行為中處處可見,人類學家會如何思考情感對人類的作用?比方說我們因為情感,行動時超越了一般理性計算。張展鴻說:「這些行為背後的情感,我們會理解成身份認同、文化認同的門匙,並將之視為社會關係重現。」他進而以「飲茶」、「做冬」為例,這些是華人的傳統,華人對這些群體活動有著深厚的感情,甚至近乎一種必須完成的習慣和任務。這些都是身份、文化認同的體現。然而,個體對這種家庭聚會有否感到興奮、飲食時的氣氛等也難以在書寫中重塑。每個個體當下情感、狀態難以被描述,最終只能將這些「傳統」解釋成我們想了解的一部份,卻較難描繪出單一個體在某種行為過程的處境與想法。

群體活動中,個體對其他個體情感投放存有差異,以「飲茶」為例,有不少長輩在飲茶時更傾向先將食物夾到孫兒碗中。這種「情感」的差異,人類學者又是如何看待?張展鴻稱,這涉及複數的問題,「誰夾給誰?過程中的表情如何?又有否期待對方的反應?」對於人類學者來說,並不容易處理。兩人之間互動與情緒,好比話劇般,是非常複雜的過程。所以,他研究時無可避免地將這細緻的情感互動平面化,或許會變得「悶蛋」,但卻能更好地整理這種人與人交流。

有些影像畫面會讓不少香港人流下眼淚,也會感到憤怒,這些畫面牽動了人類的情感。人類學者又是如何思考這些圖像?張展鴻以「寫小說」為例,作者的感受,以及每個讀者的感受也不相同,同樣地,他會「平面化」這些情感,著手處理背後的邏輯。

 

人類學的態度

作為人類學者,在研究與跑田野時,應該有什麼樣的態度?張展鴻指有兩大要素:一是「包容」,盡可能聆聽與了解不同觀點,並接納彼此間的差異;二是「保護線人」,事實上,線人沒有任何義務幫助你的研究。很多時候,線人與人類學者是朋友關係,出於友誼而向自己分享。研究者應該盡可能接受觀點間的不同,與這些線人保持溝通。

人類學者不時關注邊緣、弱勢的社區,比如吸毒者、外傭或至黑社會等。歷經社教化,受到社會規範所束縛的我們,對這些群體不多不少存在一種「隔閡」,人類學者又是如何打破這種限制?他稱這種態度只能透過長期田野間的學習才能達成,但他想,研究者需要清楚自己的任務,並思考自己的行動會為「線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將眼前的對象視為進一步了解社會現象、問題的中間點。人類學也不止於敘事,而是真正重視與接觸每一個個體,同時會宏觀思考,目光不在於個人,而背後整套社會關係、社會體系等。

 

一名人類學家在「公路」上

張展鴻早年久經日本的學術訓練,並有很長一段時間沉浸在社會。他笑稱自己最初「不懂寫文」,因為日本的寫作方法不同於歐美寫作,將研究過程視作為一種旅程,要與讀者遊歷一同感受當地的歷史與文化,相反,歐美的學術寫作強調明確的研究目的與方法等。他早年曾將一篇文章交予一位美國學者閱覽,憶述道:「那位美國教授,說我的文章好像偵探故事般,很難明白」,該學者強調寫作時需要有清晰的目的、資料與結論後,再進入題目。於是,他修改自己的寫作方法,以適應學界的要求。歷經一段時間的沉澱後,他開始著手結合在日本的經驗,以及歐美學者的寫作方式,嘗試寫出一種帶著迷思的民族誌,他稱之為「偵探式民族誌」(Detective ethnography),走到哪裹,便想到哪裹。他沉思道:『小說是否真的不可行?』於是嘗試在寫作時,將讀者帶入研究的旅程,〈新界,新奧爾良〉(載於《香港嘅廣東文化》,2014年)一文便是他小試牛刀之作。

這種方式被他稱為「公路敘事」(Road Article),為什麼他選用這種寫作模式?這就要從「公路電影」(Road movie)說起。「公路電影」主要的內容是個人歷程,主角捲入各種事件,當中並不存在明確開始與結尾。張展鴻深深被「公路電影」的敘事所吸引,希望可以將這種「公路式」敘事帶入民族誌,與讀者一同走上旅程,探求某種社會現象背後的動力。但是,寫作過程中需要考慮不同事件的連續性,讓讀者不斷思索,而在文末完結之際,回頭一看,旅程看到的東西彼此存在關係,探索的過程並不割裂。

Paris, Texas(中譯《巴黎,德州》)、On The Road (中譯《浪蕩世代》)都是公路電影的經典。

 

走出「批判」,走進「文化」

張展鴻最後提到,他有一位同為人類學家的朋友,十分喜愛飲用葡萄酒。「那位朋友說他喜愛飲用來自「舊世界」(即在傳統地區種植、製作)的葡萄酒,更能非常細緻地分辨不同年份葡萄酒,及其口味、餘韻等」,全心投入到食物的喜悅與快感之中,那位學者對於紅酒的鐘愛是切實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又有一批較為年輕的朋友說:「⋯⋯葡萄酒無甚特別,(葡萄酒的盛行)只是由法國或至歐美的話語所塑造而成。它們刻意在整個消費行為過程中設計許多詞匯,將之打造成一種飲食文化,分類為高檔或低級、平或貴,也將飲葡萄酒這種行為變得高雅,人們可以藉著飲用葡萄酒進入某種階級。」

他指出,兩個想法都是正確的。前者並不是不理解後者的論點與理論,或至葡萄酒背後話語權與商業模式等。但更重要的是,在了解這一套說法過後,不應僅僅否定與或止於了解,或許可以多做一步,嘗試花費一些時間(或至金錢),享用相關產品以至其他人分享,這會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視野與體驗。換言之,作為人類學者,不妨走出「批判」,直接走入這些技藝中,享用這些天時、地利、人和結合下的美食,融入到相關文化體系下,體會某一脈絡下的飲食之美。張展鴻說:「我的研究都與感官有關,除了一些價值判斷外,我們還可以感受一下——或許有些香味、味道會讓人聯想到某種圖像畫面。我們能否去到這樣的『境界』?不自不覺間,我們開始想嘗試挑戰這一方面的研究,希望能了解個體如何察看、感受世界上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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