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 the strange familiar, make the familiar strange”——鄧偉文談人類學與通識

【撰文:陳偉】

大學通識課程可稱得上包羅萬有,每一科看起來十分吸引。但課程背後的理念與思考,你又有多少了解?這次我們邀得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鄧偉文博士。他多年來任教通識教育科目,比如香港的文化(Culture of Hong Kong)、毒品與文化(Drugs and Culture)、體育與文化(Sports and Culture)等,廣受學生歡迎,更榮獲2020年通識教育模範教學獎。以下,他將與我們說說故事,一同思考人類學如何推動通識教育。

人類學系鄧偉文博士

 

為何人類學?何為人類學?

鄧偉文的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均於在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取得。大學眾多科目中,為甚麼他選讀了人類學系?他憶起當年中五完成會考後,在柴灣一家小型、家庭式印刷廠打暑期工,負責公司的雜務。上午負責點算紙張,他笑稱訓練了自己「數紙」能力,下午他則負責運送貨品。下午的工作遠比上午辛勞,為了節省成本,整間公司只有一輛車,因此車廂的空間被用盡,放滿了不同的紙品,行車時亦不開動空調,以減低耗油。那時正值夏天,偶爾在紅磡隧道遇上車龍,便要抵受高溫的煎熬。為了早一點下班休息,他曾經努力地迅速送好貨品,卻被老闆指派送更多不同的貨品。雖然只是一個暑假,但足讓鄧偉文思考道——愈努力未必愈有回報,甚至工作量只會更加多。如果長時間在這樣的環境工作,那些人的經驗又是如何?這些問題、思考逐步延伸到不同階層上。他在當時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這些經歷也促使他繼續努力讀書,盼望不用再從事這類型的工作。

完成高考後,鄧偉文入讀了中大人類學系。最初,他只知道人類學是一門研究「異文化」(與自身不同的文化)的學科。在人類學第一堂課,他接觸到兩個概念,「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很多東西也可以從當事人的角度去考察;「全觀」(holistic),從一個整體的角度去思考不同事情。這兩個角度讓他感到非常新鮮,不再以自身為本位,而是從對方的角度,或者是「全觀」的角度出發。人類學下的視角,讓他重新理解以往的勞動經驗,以至是社會中剝削、貧困問題。

鄧偉文還記得,他有一年修讀了一個名為 Peoples and Cultures of Southeast Asia的課,要到香港某一家靈恩派教堂田野考察。很多菲傭到這家教堂崇拜,祈禱那一刻,教徒們一起呼天搶地、大哭大喊。鄧偉文第一次經歷這種畫面,他大感吃驚——心想發生了什麼事情,為甚麼這些人會如此激動?後來在訪談時,她們解釋,這是因為她們長年在港工作,十分想念自己的家鄉。同時,有些菲傭自覺犯了罪,於是受到懲罰,被安排受僱主較差的待遇,因此希望透過祈禱來獲得寬恕。這似乎與犯罪與否無關,但非完全不可理解。後來,鄧偉文閱及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Stories of Migrant Workers一書,發現不少菲傭明白自己的處境是由本地、國際種種架構交錯所形成,這些看似無理的行為背後,卻可讓自己的情緒得以發洩,生活變得容易一些,是對社會無形的「反抗」。這些看似難以理解的事,若用上人類學既視角(從報導人(informant)角度思索,綜觀整個情況等),或者有了理解的可能,甚至因此有了更深的理解與把握。

 Nicole Constable, Maid to order in Hong Ko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網上圖片)

過往的經歷,以及以上的啟發,讓鄧偉文決定以這種視角,重新了解香港社會上的少數群體,比如他修讀碩士時,以同志基督徒為題;攻讀博士時,則以尼泊爾用藥人士為題。香港社會對於這兩個群體都存在一些偏見與固有想法,但透過親身接觸與綜觀的了解後,卻會發現了一些另外的面向。

以尼泊爾用藥人士為例,鄧偉文說:「很多人談起少數族裔用藥,認為這與他們的文化有關,強調玩樂而缺乏勤奮工作的精神,但當真實地接觸與認識對方後,便會發現他們用藥,不是為了生事,而是為了上學、工作。用藥成為了他們適應困難的工作或讀書環境的方法。」他們以「不正常」的方式,讓他們可以「如常」讀書與工作。藉著人類學的視野,才得以探知、理解這些全新的觀點與層面。

與同學參觀印度教廟

 

人類學的教學與理念

人類學無疑是一門有趣,但未必容易掌握的學科。人類學的教學上、理念上會有甚麼特別之處?鄧偉文指,自己多年來研究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 education),傳統學校多局限於班房,著重知識的傳遞,強調的是認知上(Cognitive)的學習,專業知識的學習尤是如此。他續稱:「我認為,學識一些東西不只於認知上,尤其是inter-cultural education中時常提到,情感上(affective)、社交上(Social)的學習也可以是教學的內容之一。如果三者相互結合,整個學習過程似乎會變得更加有效,所以我的課堂中,社交上,我會讓同學,不論同學或新群體之間,可以有多一點不同的接觸。情感上,我自己很喜歡說故事⋯⋯或許教學應該是一項認真的事情,但是我想,若能把課堂變得有笑有淚,某程度上能加深同學對課堂內容的印象,也能更加投入去思考相關的事情。當然有些事情可以很理性,但投放情感的話也能有助學習。」

與同學以跨文化角度體驗南亞運動卡巴迪

鄧偉文在課堂中,時常分享關於自己的個人故事,課程內容與他的個人經歷緊緊的連結一起,讓很多學生印象深刻。這種分享拉近了老師與學生之間的距離,但不常見於其他科目的教學上。他解釋道:「當我能想通某些事情,我很樂於與大家分享。又或者這是因為我長久以來,受到人類學的『學風』影響,我的老師很樂意分享向學生自己的故事。我還是學生時,偶有機會到Gordon(即Gordon MATHEWS,麥高登教授)家中交流,他會分享個人經歷給我們聽。我想,人類學並不那麼『客觀』,我的老師很明白,很多事情是與自身的經驗與背景悉悉相關,所謂的知識是十分『主觀』地生產出來。如果我在分享自己的觀點時,能夠很清晰地交代自己背景的話,或許會讓我的觀點變得更加清晰。」要言之,人類學肯定每一種主觀經驗的影響與價值,因此故事與觀點有著十分緊密的關係。他也提到,「我以往到老師家中吃飯,過程中的一些傾談往往讓我有了不少啟發。」他現時作為老師,也十分珍惜與同學的交流的時光,雙方都能從這些交流獲得啟發。因應學生人數愈來愈多,加上近兩年肺炎疫情嚴重,鄧偉文與學生的交流大為減少,無法更好的認識每位同學,讓人感到可惜。 

“Make the strange familiar, make the familiar strange”(「在陌生事物中達致理解,在熟悉事物中尋找奇異之處」),這是鄧偉文課堂偶爾提及的目標與理念。具體而言,這種想法如何影響他日常的教學與思考?他說:「人類學希望能解構既定的想法,了解對陌生事情的想法從何而來,也反思一些所謂理所當然的事物,將之對比我們認為很奇怪的事情,或許兩者之間會有共同點。比如以手進食為例,我們可能會覺得很不衛生。但在他們眼中,用手進食卻有著多一重的體會——觸覺,藉著觸感去感受食物。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手是身體的一部份,餐具卻經過多人使用,未必比雙手淨潔,而使用餐具也只能以『色香味』去感受食物,失去感受食物觸感的樂趣。」換言之,看似陌生的行為背後,有其邏輯與理由,若不從當事人角度出發,便難以理解到他們的看法與行為。

與同學參觀斯里蘭卡佛教廟,並一同學習傳統舞蹈

 

人類學作為「通識」

一般的通識課只有十三周,短暫的時間裹如何為同學提供有趣而又具啟發性的人類學通識課程?人類學的課程又能為學生又帶來甚麼樣的影響?總括而言,鄧偉文對課程有一番精心安排。日常的講課主要集中於相關的理論與知識上,同時設有田野考察,讓學生親身接觸課堂上所探討的事物與對象,最後一步便是嘗試設定自己的研究計劃,應用課堂上所學去了解生活中不同的文化現象。

他期望完成整個課程後,修讀的同學可以基本掌握人類學的知識、角度與思維,並將之置於自己的生活,以至應用於自己的專業上。「我十分喜歡通識課程的一點,就是可以與不同學系同學接觸,很快就將那一套調查的技巧,分析的角度,把不同內容與方法貫通,應用於自己的專業上面。」他憶起,有一位心理學系同學在「毒品與文化」那一課的思考,「課堂中我會提到迷幻劑,指這些迷幻劑會用於醫學用途,如何幫助醫治抑鬱、焦慮、上癮等問題。在人類學研究的傳統社會中,也會有使用迷幻劑的習慣。那位同學很快便將之融會貫通,心理學會提輔導的部份。輔導對象服用迷幻劑後或者可以放下自我,用一個超脫的角度,即上帝視角去看事情,這些也是心理輔導想達到的目標。」

「也有一個讀法律的同學,很有趣的是,他們認為法律知識很重要。但是他們在課堂時又會提到,法律也是一種文化,比如你要成為律師,必須要有一些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與Cultural capital (文化資本)。所以他的那一份(期末)文章,是關於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律師,他指出除了擁有豐富的法律知識外,需要有一套特定的談吐,懂得說英式英文,有這樣的口音會有更大優勢⋯⋯還要知道如何建立自己的社會資本,認識一些重要的人物。這些學生懂得用人類學、文化的角度去分析自己的生活經驗。」

人類學的知識、課堂上的討論與花火,讓同學探索到自己日常身邊的事,更理想的是應用到自己的專業上面,以至自己的成長經歷。鄧偉文提到,有同學開始反思自己的「成功經驗」——為甚麼能在中文大學修讀自己心儀而又理想的科目?一般、慣常的解釋是個人努力,但在思考過後,這或許也是一套價值與思想,深究其中,成功背後多少也有一些class privilege (階級優勢),比方出身自中產家庭,可以提供相對較優質的教育等,並非完全是自己的努力。

與同學以體育角度體驗瑜珈

 

一起走到田野上

除了用心預備的講課外,在疫情未爆發之前,鄧偉文的課多伴隨一至兩次的田野考察。以UGEA1333 Multiculturalism and China (多元文化與中國)為例,課堂以外,他先後帶領班上學生走訪重慶大廈與廣州小北的非洲群體,了解即便是非洲群體,在不同地方生活下會存在相似性與差異性。透過這些田野考察,能讓學生接觸這些少數群體,掌握訪問報導人的技巧,也學會對田野環境的觀察,考察環境中的不同細節,感受現場的氣氛。更重要的是,嘗試將田野考察的所見所聞脈絡化(Contextualise),分析甚麼樣的文化背景讓你有了這一次的見聞。

與同學一同走到田野後,鄧偉文發現,單純的講課並不足夠,同學未必完全掌握到課堂所學,田野不但能強化課堂所學,更能引起反思。「有同學跟我說,即便看過民族誌,對那些地方、群體已有一定印象,但實地考察後又會帶來另一種經驗。」以毒品與文化為例,他在課堂會提及兩個關於毒品的服務方向——戒毒(Drug rehabilitation)與緩害(Harm reduction),學生或在理論上、邏輯上了解兩個方向,卻不理解實際操作。於是,他安排同學前往香港的戒毒所,同時讓同學參觀澳門的緩害中心,了解「交換針筒計劃」*等相關較少見於香港的計劃。他說:「生於香港的同學可能將『戒絕毒品』視為理所當然的方式,但透過這些考察,學生或可以理解到背後還有更多的選擇與可能,這些經驗十分寶貴。」

*全稱為「針筒交換獎勵計劃」,目標是希望能有效回收已使用、棄置的針筒,並提供新的注射用具予濫藥人士,減少他們共用及重覆使用針筒,一來減低在社區中隨處拋棄針筒所造成的潛在危機,二來防止用藥者之間疾病相互傳播,以至重覆使用針筒下引來的安全問題。

針具回收箱,以及相關計劃在澳門的成效(取自《2012澳門禁毒報告書》)

 

鄧偉文補充道:「人類學是一門帶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e)的學科,願意接納與承認不同的經驗與體會。如果你親身到田野環境中,因應著你自己的位置與環境,也會產生新的角度,可以補足其它人的不足。累積之下,同學能看見一幅更全面的圖畫。」每一次田野經驗都是不同的,因此對田野考察能讓學生走出書齋,更真實與全面地了解自己所研讀的對象。

 

最後,什麼是通識?

在多年的教學中,鄧偉文認為中大學生上課時較為投入,背後隱然多少散發著「人文精神」。他猜想這是因為大學的通識教育,讓同學多少需要接觸一些人文、講求社會關懷的學科,讓中大人在眾多大學生中變得較為不同。進一步追問,對於他來說,什麼是通識?通識又有何重要性?

他答道:「就這個問題,我曾與一些老師討論過,我們現在常常說STEM教育,有時一些設計美感不足,因此需要多一點A,即Arts(美術)的訓練,但我說,還需要H,Humanity(人文)的訓練。一方面研發與設計等除了實用與美觀外,更重要的是為了人類而做。我認為這也是通識教育的精神所在,為不同層面、東西與學科製造結合的可能。我想,這樣的話才可以持續發展下去(sustain)。」換言之,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在於為學生提供更加宏大的視野與考量。

鄧偉文進一步思考道:「我們社會現時面對老齡化問題,同時科技日漸進步,但是如何讓老人家願意接納,使用這些科技?這些問題最後似乎都會回歸到一種人文關係上,要與人建立關係,才可以慢慢建立信任。這種需求正好顯示了不同學科之間需要合作,所以現在才強調要有cross-discipline (跨領域)的研究。而在學期間,同學能有這些想法便已很好。」那麼,人類學又可以如何為這樣宏大目標出一分力?他指出,人類學可以擔任「翻譯員」,讓科學家、專業人士與民間得以溝通,「有時候,科學家聽不懂民間、自然智慧的語言,相反,民間也未必理解科學家的想法,兩者之間的交流有時存在分岐,而受人類學訓練後,或可以同時理解雙方,為他們帶來交流的可能。

鄧偉文博士任教的通識科目:

  • ANTH1010/UGEC1681 Humans and Culture
  • ANTH2390/UGEC2664 Sports and Culture
  • ANTH1410/UGEC1835 Culture of Hong Kong
  • UGEA1333 Multiculturalism and China
  • UGEC1685 Drugs and Culture
  • GENA2212 Debates in Human 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