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的旅途——張曉宇漫談古今學術

【撰文:陳偉】;【訪談:陳偉、鄭珮安、孟銘輝】

談起「學術」,不少人會肅然起敬,多了幾分敬仰。但是,學術的內涵與精神在古今之間經歷了多次轉折。當我們在談論學術時,我們在談論甚麼?這次《大通報》邀請了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張曉宇教授,與我們漫談今古學術。驀然回首,學術的變遷或許是知識人旅途的見證。

談起「學術」,不少人會肅然起敬,多了幾分敬仰。但是,學術的內涵與精神在古今之間經歷了多次轉折。當我們在談論學術時,我們在談論甚麼?這次邀請了中文大學張曉宇教授,與我們漫談今古學術。驀然回首,學術的變遷或許是知識人旅途的見證。[1]

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張曉宇

為何學術?

張曉宇出身於一個知識人家庭,母親是中文系老師及作家,自小向他灌輸文科出路有限。他想,「(我的)家人或許有切身體會,一個文科人大抵真的較難維持生計。」儘管如此,他的家人仍十分注重傳統經典的教育,「當時我很厭惡這些經典,直至中學時代可能好一些,但仍以古典詩詞為主。」他在高中時選修純理科,卻想在大學改讀文科,「我最初是想進(中大)中文系,不過,中文系那邊說沒念中國文學不會招收」,於是意外地進入了中大歷史系。

真正意義上讓他對學術產生興趣是大學時期的學習。「對當初的我來說,學術論文是非常沉悶的。但後來我看到了曾瑞龍老師的論文,他巧妙地運用比喻,將我們一些切身的生活經驗與戰爭結合起來。」受到曾老師兩宋戰爭史的研究啟發,張曉宇本科時把一份課程論文投稿並獲刊登,確定了他在學術界發展的志向。「我想我的道路是比較順利的,過程中我對學問的興趣愈來愈大,但對學術的興趣維持在差不多的水平。」本科畢業後,他先於2006年在中大取得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及後負笈美國,在2015年完成博士學位並回到香港任職。

曾瑞龍先生曾就宋代軍事史作深入分析,《經略幽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為其最重要的著作(網絡圖片)

那麼,具體地,他的學術關注是甚麼?又或者他為甚麼關注學術?張曉宇解釋道,他在研究生時期在蘇基朗老師介紹下,漸漸關心兩宋婦女史問題。在與前人對話以及發掘問題的過程中,他發現宋代女性,尤其是未出嫁者,有很強的主觀能動性,對周遭環境與自身境況有深刻認識,並積極作回應。「當然,整體情況還是男尊女卑,但是我會反思一下——我出身於一個知識人家庭,我有否真正與歷史上沒有聲音的人共情?」他現在也會不時警惕自已,不要忽略這群無聲之人。

到了攻讀博士期間,他師從田浩老師(Hoyt C. Tillman),進入了思想史的範圍。他說:「作為一個知識人家庭出身,為甚麼我由研究平民婦女,走入精英思想史呢?我想,歷史研究最後還是與個人出身有很大關係,而我最為關注的問題,就是知識精英如何與政權互動。」張曉宇認為,從中國的語境來看,或者對他個人來說,這是近、現代歷史發展以來其中一個最嚴重的問題。「由於傳統士紳階級明清以來的崩潰,知識人無法與政權有效溝通。」確實,近代以來,知識人對政權的影響力甚為有限,相對來說被邊緣化,甚至流於「裝點」門面。張曉宇甚為在意這種「心理境況」(mentality)。這群知識人讀書破萬卷,社會地位亦相對較高,他們對政權的取態與連結仍需更進一步瞭解。張曉宇相信,以上轉變的背後,或許能從中國傳統得到一些啟發。


何為學術?

王汎森先生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指出,清代前期的顧炎武非但不是第一大儒,更備受忌諱,但是他在全神堂中的地位正默默地改變著。在嘉慶、道光年間,一群讀書人逐漸塑造出一種顧炎武崇拜。它強調漢宋兼採、強調學問與經濟並重、強調明道救世之學,壓倒純粹的經史考證,並逐步突破清代前期的政治忌諱。(網絡圖片)

古今學術大有不同,但當中具體差別在哪?在現代的情況,張曉宇說:「一言以蔽之,現代學術是非常專業化、分工的,這是盛清到現在的一個高峰。援引章學誠所說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2],我們學術傳統仍然在他的框架之中。當然,現在的大學分類是按照西方制度下格式化的專業分工。」他指出現代大學文學院的「文、史、哲」分類,實際上也可以說按照中國傳統的「史、子、集」來劃分[3]。這兩類分工在現代大學中的合流,本質上仍是體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精神。除此之外,現代學術還伴隨著制度化的學術規範與論文格式等。

談畢現代學術,那麼古代學術的精神是甚麼?張曉宇指在盛清之前,可分成兩個時段,一是先秦到北宋在家法、師法傳統下的「為己之學」,用於個人修養與社交;二是北宋到盛清之間學術大體上被擴展為「為人之學」。他用明代的王陽明、王學為例,「他們發現求學之道不一定要識字,不識字的人也可以被啟蒙的,可以用講授的方式讓民眾懂得道理或發現學術的珍貴。這種講授方式的實際影響力可以再談,但這無疑是一種學術精神的擴展。用中國傳統的『內聖外王』[4]來看,在從政以外,社會啟蒙也能成就『外王』的一面。」

到了盛清,學術發展又有了轉折。「因為異族統治的關係,盛清有不少文字獄。而社會教化之學多需要辦組織,但政府可不知道你是修心養性還是大談反清復明。」學術組織引起了政府的懷疑與限制,於是漸漸形成了另一類的為己之學。但這種新的「為己之學」接近專業化的學術,而非古代般重視個人修養、社交等。張曉宇補充:「當然,很多儒者仍努力在這個框架下研究,打通上下。章學誠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最終目的還是希望讓世界變得更好。其中清代儒者對顧炎武的崇拜可以說很好的例子,這類崇拜許多強調的是顧炎武背後承載的義理與王道。」


學術與政治的張力

實際上,不少古代儒者努力以學術來限制或約束當時的政治。「他們一直追求『政統』、『道統』,但這個道統從未有一日實現過。因為他們的計劃非常倚賴聖君賢王。」儒者提出不少理論來希望改變政治,先提出「禪讓」;到禪讓的實踐完全失敗後,儒者又提出「天命」來嘗試抗衡君主。但是,君主與統治精英很快便奪回「天命」的解釋權,於是,新儒家又提出「天理」這概念。「說到底,就像余英時先生所說,禪讓、天命、天理都是道。最後天理也無效時,很多人便走入道家或禪,退隱山林,儒者就是談這種無所不包的道。」道的定義轉變,正好讓個體生命遠離政治,稍作安頓。張曉宇認為,這就是錢賓四先生一直以來說「道統與政統」,也是學術與政治的問題與張力所在。

對比古代來看,現代學術與政治的關係變得稍微薄弱了一些。當代學者較多埋首於個人研究中。背後的轉折、源流又是如何?張曉宇回應道,這種轉變可追溯至元朝,「元朝入主之後,將以往的『君臣』變成了『主奴』,這讓不少官僚體系中的漢籍知識人由官員降格至奴僕。在元朝制度下,這些漢人官員實際上是元朝體系下的『世僕』。」而滿清繼承了這種形態,甚至更進一步,要求知識人意識形態上也要一致,「最明顯的例子或許是曾靜案,他被迫手持雍正的聖喻[5]四周宣講」,宣傳皇帝個人的意識形態。一般而言,談及中國的知識人,我們多會想起士大夫,但明清以後,比起士大夫,或許士紳階級才是更具體的「知識人」群體。晚清至民國時期,因應局勢,這些士紳有些選擇加入體制,有些則走向革命的道路,境況相對地傍徨。而滿清之後的政治體制中,如蔣氏政權在1920-1930年代為了預備中原大戰強徵士紳財產等,亦進一步收窄了知識人的自主空間。


學術之於政治

儘管自元朝以來,學者與學術進一步受限或至專業化,但是仍有不少學者藉著自身的社會身份或學術上的地位成功加入了政府,或者協助政府推動政策。張曉宇認為,這在某種意義是合理的,「在現代體制下,很多學者並不能直接參與政策制訂,所以這樣做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上,現代學者酬資並不是那麼的高,學術生涯又是有限的。若有一些公共行政的背景,也可能在歷史上留下名字。正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正面來看,這種參與有機會令社會變得更好。」但他也指出,當代知識人已經去社會化,所思所想未必與民眾相合,他們的言行或與民眾的普遍想法有所衝突。此外,學者參與行政也恐流於成為政府的「應聲蟲」,乃至違背學者專業和公正的個人操守。

除了為政策背書的知識人,一些選擇不依從政府的知識人也存在。張曉宇稱:「漢代除了有公孫弘,也有董仲舒。他雖然也想加入政府,但最後由於不願意自己的學術被政府改造,也怕招惹殺身之禍,於是明哲保身。這是很合理的選擇。」古代知識人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說,「他們希望能在政府中發揮作用。從察舉到科舉,知識人一直向著金字塔頂端爬,這與傳統知識人藉著與國家合作以教化社會的目標有關。」當中也有另類的情況,比如反感異族統治者、前朝遺臣、或科舉失敗者,這些人多不喜涉足當時政治。此外,張曉宇引用宋史專家劉子健先生對北宋官員的分類,笑稱:「宋代絕大多數官員也是現代公務員心態,但也有一極少部份是理想主義者,比如王安石、司馬光,視高位於敝屣。也有一些是尋求權力者,『笑罵由人,好官我自為之』。總體而言,絕大部份官員為了在體系中升遷,無可避免地要為政策背書。」

回望現代,張曉宇認為,現代學術的問題是學者脫離了社會,於是陷入高度同質化。他說道:「對很多學者來說,學術的出路變得很有限。但是,政治與社會中間那一層還是存在的,追求學術就是你作為個體的選擇。當然,我很欣賞不少學者希望與社會一同進步。此外,很多學者參與政治的目標,並非求利,而是求名。」歸根究底,因應社會基礎的弱化,加上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現代知識人的選擇變得更少。


民間與官方

談畢官方體制下的學術,在古代社會中,民間學術似是富有生機。張曉宇以宋代為例,這是民間學術顯著衝擊官方學術的時期,不少士子藉著科舉將他們的學術思想帶進去官場。另一方面,「有些人考很多次科舉也不中舉,比如七次不中舉、有『宋初三先生』之稱的胡瑗藉著講學,最終為朝廷所注意,被徵召出任禮樂工作。這給予了民間知識人一個希望,即便不中舉,也能透過講學、招收弟子在地方上建立名望來爭取機會。」這也是古代知識人比現代學者出路更多的一種體現。

朱熹(1130-1200)是南宋著名理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對後世影響極大。(網絡圖片)

更甚者,民間學術甚至能改造官學,「最經典的例子就是新儒家,或曰道學運動。以程頤與朱熹為代表,他們二人在中央政府的時光非常短,朱熹立朝四十餘日。即使在確定出放以後也有朝中官員輪番與他討論學問近一星期,這正是民間學術反客為主的有力例子。」當然,民間學術未必可以實際影響政策,但至少在學術層面,政治不得不尊重這些名滿天下的大學者。「即便南宋時期,朱熹在所謂針對其學術的『慶元黨禁』之中,仍能講學傳道。民間學術蔚為大觀時,官方仍堅持壓制的話,那麼他們不止是在壓制民間聲音,也是在壓制朝中支持這些學術的官員。」民間與官方的聲音合流,最高領導層禁之不絕,亦足見民間學術的生命力了。張曉宇認為:「縱然這些大學者帶著鬱悶逝世,遺下的學說卻潛移默化,漸漸滲透進了政府。最後官方反而被迫要為民間學術背書。」他笑稱,「我們學者不望今生,指望來世。我深信,偉大的學術定可流傳於世,當然數量很少。在朱子死時,他是帶著非常失望的情緒,但他並未絕望。像辛棄疾紀念朱子的文字所說:『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凛凛猶生』,真正的成就不是高官厚祿。」官方與民間學術的互動,也能展現民間學術的巨大生命力。

古今自有差異,而張曉宇認為,現代與古代學術的最大差異是認識到背後的規矩。「在古代,學術的認受性來自於同儕間討論學問,並涉及地方社會網絡關係,如有士人借婚姻擴大自己的學術圈。若你希望任官,你也需要得一些制度的承認,比如早年、中年在科舉考試中的表現、學問、或者地方事功。」而在現代,學術的認受性不僅來自於人際關係,其形態更類似於古代科舉與地方認同的混合。學術界既關注你的學歷背景,也重視學術共同體制度的規範認受性。比如學術生產中涉及的論文規格與學術水平。同時,由於學科分工細化,且高度專業,民間學者雖有機會獲得學術專業團體一定認可,但像古代般的學術認受性則不太可能。


重建知識人的土壤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網絡圖片)

隨著學術的專業化以及政治的發展,學術與政治的距離愈來愈遠並不難理解。然而,現代學術除了較少涉足政治外,與民間的關係也相對薄弱了。我們又該如何理解?張曉宇答道,或許是因為現代學者沒有太多社會土壤,「我們能看見,從前很多學者是從農村出來的,他們了解農村,以至於農村裹的宗族。相反,現在很多學者是城市出身的,他們因為各種身處於城市的優勢,較易進入到學術圈。社會學家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曾提過,中國古代的農村好比汪洋大海,而城市是當中的孤島。現代城市化、城鎮化雙重發展之下,學者沒有了鄉間社會的根,難以與平民溝通。」另一方面,張曉宇也指出學術制度上本身亦有一些毛病。「除了城市化的問題,城市裏的學者很多時候來自於大學,講究專業化與細密分工,中文、歷史與哲學之間甚至同一學科下不同範疇也甚少交流。」再加上現代學者的學術生涯非常緊張,工作壓力很大,學者需要集中於個人專業,普及學術分身乏術。

「通儒之學或許與民間還有一些溝通。我們都知道饒宗頤,民間大抵不清楚饒公做了甚麼,但一般市民也會認為他很厲害,也會建紀念館懷念與表揚他的成就。」張曉宇指出,這也是學術與民間溝通的一種,現代學者受時間、精力或者心態所限,社會參與非常有限。他說道:「我個人始終堅持我們要當秀才而非學究,要當通儒。我們都知道制度的限制,但是到了最後,我們要能夠向家人、大眾簡單介紹我們所研究的歷史乃至各種學術,知識人正正有這種責任。」

學術或許乏味,卻不乏大眾對此抱有興趣。「我從前打電動時,認識好些早已離開校園的人,他們在讀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那我們憑甚麼說他們沒有興趣學術?我從前也辦過一些讀書團體,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方向,讓我們重返『為人之學』。」當然,知識人絕非高高在上,與大眾交流是雙向的,「坦白的說,我研究的東西,遠遠比不上大眾反饋給我的東西。我與他們討論小說和哲學時,不時聽到一些我從未想過的觀點。一些腦洞大開的觀點,往往出自這些有社會經歷的人。我很希望文科的大學生多一些社會參與,運用擁有的資源去補足他人,更從他們身上學習。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其實是很廣大的。」


註釋

[1] 「知識人」一詞為余英時先生之發明。他強調不能把人看成某一種「分子」,故棄用了知識分子一詞。

[2]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即是把各種學術派別和流派的作品、論著進行梳理,分門別類,將其來龍去脈考證得像鏡子般透徹。

[3] 古代中國典藉採用「經、史、子、集」的分類:經主要為儒家經學;史是各體裁的歷史、地理和典章制度著作;子包括了諸子百家及釋道宗教的著作;集則是歷代文人個人或多人的散文。史、子、集的分類正好各自對應現代的歷史、哲學與文學。

[4] 可簡單理解為內備聖人之德、外具王者之風,通常指內外兼修,學術與德行俱備。

[5] 即《大義覺迷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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