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推介:錢穆,《論語新解》

撰文:劉保禧(大學通識教育部基礎課師講師)

 

錢穆,《論語新解》(臺北:東大圖書,2018)(網上圖片)。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任時喜歡用推特(Twitter)發表意見,有些帖文可以短得只是「CHINA!」(2020年5月29日),媒體甚至用「推特治國」(Twitter Presidency)[1]形容上述的現象。純粹閱讀這些推特帖文,我們很難想像可以用「哲學家」的名義稱呼特朗普。根據同樣的思路,為什麼《論語》那些零碎得像推特帖文的篇章,在中國歷代會備受重視?學者勞思光更推崇「孔子是中國哲學的創立者」。[2]這個判斷有道理嗎?

 

或者錢穆的《論語新解》可以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示。有一種經典閱讀的主張是這樣的:直接閱讀經典原文是最好的,任何二手的註譯或詮釋或多或少都曲解了文本原意。如果閱讀的是《論語》,最好就是撇除何晏的《論語集解》或者朱熹的《論語集注》,避免這些思想家的偏見影響。錢穆卻反其道而行,主張「讀《論語》必兼讀注」(《論語新解》,序)。他認為儒家是逐層累積而成的傳統,歷代的註解是豐富了儒家的內涵,而不必然是扭曲。就算有註家扭曲了經典的本意,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將歷代的重要說法都陳示出來,才能夠讓我們看清楚經典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了轉折。相反,以為自己可以不受影響、直讀原典的看法,可能已經預設了一些習焉不察的成見與詮釋。例如不少人在閱讀《論語》的時候,不自覺地預設了《孟子》的性善說、四端之心;閱讀《聖經.創世記》的時候,不自覺地預設了公元三世紀才開始出現的原罪說。想像一下,後世的人如果讀到的只是特朗普的推特帖文,而沒有任何背景脈絡或者政治視野,根本不能理解特朗普對美國(乃至世界)所帶來的影響。比較理想的處理方式,是註說解釋有關推特帖文的時空背景,甚至陳示不同政黨的反應,才讓讀者對於特朗普有全面而中肯的看法。閱讀《論語》,亦復如是。

 

不過,從孔子到當代,足有二千五百年的歷史,錢穆很清楚時間的距離導致閱讀上的困難:「為《論語》作新解,事有兩難。異說既多,貴能折衷,一也。……如何用今之語言觀念闡釋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遺訓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悅而解,二也。」(《論語新解》,序)

 

第一重困難是歷代的解說既多且雜,彼此之間互為異議,純粹展示不同意見恐怕不能促進讀者的理解。錢穆回應「貴能折衷」,意思是說,他在遍讀歷代註說之後找出可以箇中相通的地方,調和彼此矛盾。例如「學而時習之」(〈學而第一〉),錢穆的註列出了「學」的兩種解讀,其一是「誦,習義」,其二是「舊說:『學,覺也,效也。』」。表面只是字詞解讀,背後卻是儒學內部的重大分歧:所謂「學」,首要是誦讀經書練習禮儀?還是心的覺悟仿效前賢?這個問題引起了所謂「漢宋之爭」,主張漢學者傾向學習文獻、禮制,主張宋學者則傾向培育心性。錢穆的注,用了三言兩語就折衷了兩派的衝突:「…社會文化日興,文字使用日盛,後覺習傚先覺,不能不誦讀先覺之著述,則二義仍相通。」同一本書,初學者見到字詞的解釋,專家見到學理的融通,無論學術能力深淺,讀這本書都有得益。這是錢穆的大手筆。

 

第二重困難是語言的隔閡,錢穆想用「今之語言」闡釋古說。在我看來,這個企圖是失敗了,他也坦白承認本來「欲以通俗之白話,闡釋宏深之義理」,結果「費辭雖多,而情味不洽」。簡單點說,白話不對口味,結果錢穆「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較可親切」(《論語新解》,序)。錯有錯著,我倒覺得不用「今之語言」反而更有韻味更像中文。香港中文大學的校訓「博文約禮」,語出〈雍也第六〉(以及〈顏淵第十二〉),每次我在課堂上問學生如何理解後兩個字,學生都說「用禮來約束自己」。錢穆的註是:「約,要義」。這裏的「約」與「博」相對,意指簡約、精要,而不是約束的意思。「博文約禮」意即:「博學之,當約使歸己,歸於實踐,見之行事」。博學六經典籍,必須將箇中精義簡約地表現於日常禮俗實踐之中,「學」而有「習」,知行合一,才是君子。撇除儒學的大道理,單純學習中文,《論語新解》也是好書。

 

[1] 紐約時報中文網,〈九個要點,帶你了解川普如何「推特治國」〉,https://cn.nytimes.com/usa/20191104/trump-twitter-takeaways/zh-hant/(2021年2月24日瀏覽)。

[2] 勞思光,2012。〈孔孟與儒學(上):孔子與儒學之興起〉,《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頁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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