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謝偉傑——談談「這麼遠,那麼近」的歷史

【撰文:陳偉】

「六經皆史」,過去的人從「歷史」中學習,以「歷史」作行事依據與評價標準。但到了現代,知識的來源多樣,而學科分立與分工漸見仔細,「歷史」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歷史學(Historiography)。那麼,在今日研習歷史學可以有甚麼得著?歷史學又可以如何與大學的通識教育結合?這次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謝偉傑教授,分享歷史在現代的意義,並思考歷史學與通識教育何以結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謝偉傑

談及與通識教育的淵緣,謝偉傑完成碩士課程後,曾於出版業工作,並參與編寫中學通識教育的教科書,他笑稱:「我可說是參與了香港第一代中學通識教科書的編輯工作!」在取得博士學位回港後,他曾於香港理工大學教授與中國文化有關的大學通識課程。在一年多前回到中大任職,現時為新亞書院通識教育委員會的一員。雖然他在中文大學主要任教本科課程的中國古代史,但他認為讀史本身與通識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歷史學與通識教育

正如引言提到,現代學科分工十分細緻,各自有其歷史的論述,比如文學研究有文學史,哲學研究有哲學史,各學科深入研讀與自身相關的「歷史」。那麼,歷史學作為獨立的學科,對於通識教育還有甚麼作用?

謝偉傑指,這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是知識上的取態,「正如司馬遷所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我認為歷史與通識最接合的一點便在於此。『究天人之際』,我們要理解社會、客觀外在的因素,與個人、以及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或者個體的情感與變化等。換言之,歷史學是探究客觀環境與主觀因素之間的互動。『通古今之變』更是如此,我們要了解古往今來的一些變化,以至社會發展的來龍去脈,這些都配合了通識教育的目標。」另一個層面是批判與綜貫的眼光,「我們不只了解現在的事情,我們更是從長距離與時段去察看當下。歷史學也強調,我們在研讀材料時,要批判史料的真實性,這種特質也很配合通識的需要。」

歷史學也能為其它學科的發展帶來貢獻。比如歷史學的觀察視角多以長時段、縱深出發,更能把握整件事的變化;而歷史學中不同的專題史、生活史的相對新穎的視野,對其它的學科也具參考價值。

 

理想與現實

歷史學與通識教育有著很大的關聯,有力達成通識教育的目標。但是,不少同學感到與歷史距離很遠,較為陌生,加上歷史通識課多以事實的論述為目的,較難讓同學藉研習歷史來得到新思考,以至思考模式的轉變。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作為老師應如何處理?謝偉傑稱,如何讓歷史變得平易近人、有用並非單純是歷史系通識科目所遇見的問題,更是歷史學未來生存與發展需要思考的難題。這當中必須有一些調整,比如將課題變得更貼近生活,讓學習歷史對現代人有更多意義。

他進一步以生活史的教學為例,「這一年多以來,我們的生活深受疫症影響。生活史可以讓學生了解古人的生活,從而理解古人的處境、衛生意識、治療方法等,對比起一些普遍的歷史知識似乎更為有用,也更易有一種聯想,幫助自身對現時的情況有一個更宏觀的了解。我在生活史的課堂常以糞便起題,因為處理糞便是古今皆需面對的問題。這並不是追求嘩眾取寵,而是讓生活化的歷史成為一種可行門徑。」

但是現代生活環境與昔日極為不同,了解過去對當下意義在哪?謝偉傑說這就涉及長線與短線的了解。若以短線的眼光,只為求當下的了解,研讀當今相關的評論,或是只聽聽一些專家的分析便已足夠。但若以長線來看,一方面,歷史能為我們提供相對豐富的資源、廣闊的內容、拉長的畫面,可以更好地規劃未來,另一方面,「專家的知識來源不止於當前的情境,其背後有其知識的脈絡,從『歷史』(記者按:或者可說是一種「經驗」)探尋所需所知」,所以依舊有了解過去的需要。同樣以疫情為例,人們紛紛回顧百年前西班牙流感、意大利中世紀疫情封城的問題;人們分析財經、股市時,也以多少天的移動線,討論企業數以年計的規劃等;甚至在談論一些經濟政策時,不少人會提到凱恩斯主義(Keynesianism),甚至更早一些的經濟學理論,這些思考都帶有歷史元素與色彩。要言之,要整全地了解現況,歷史仍有著必不可少的角色。

 

「這麼遠,那麼近」的古代史

當然,現代生活是在過去數百年間逐步形成,若想更好地了解自身與世界,研習近現代史確是可行的方法。但去古已遠,不少人質疑,了解古人的情境在現代還有甚麼用?對於這種說法,謝偉傑笑稱,「事實上,不讀歷史不會影響你的生活。」古代史確實相距當下有一定距離,時間愈近,資料愈多,而了解愈多,往往所得到的反思便愈大,這不成問題。但這並不意味古代史沒有價值,「要辯護的話,先秦至現在只是約四千多年,是整個人類文明漫長發展的一小段落而已。更重要的是,人類的科技、生活形態的跳躍性不是那麼大,很多事情的原型在古代已經存在,並非從無到有的過程,因此學習、了解古代史並非完全脫節。」

他進一步說:「再退一步來看,讀史並非只為了知悉古人的衣食住行,而是想了解事情背後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正如王汎森先生提到,『歷史是一種擴充心量之學』,我十分認同這個說法。不論古代史、現代史,皆可以擴闊我們的眼界與知識的儲備,讓我們對世界有更好的理解。」另一面來看,研讀古代史可以更好地了解當下事件的一些淵源。他以先秦史為例,部份現存華人社會的習俗與生活模式在先秦的記載已有跡可尋。我們重視的價值——孝,在先秦時期已為孔子等人所討論。這些先秦思想家的學說與思想,至今仍有不少非歷史專業的人在討論,而以相關主題編寫,取材於古代思想家、古人言行而成,好比「即食罐頭」的書更是成行成市。「我會說,古代史對我們是『這麼遠,那麼近』。仔細地看,普羅大眾對古代史還很有興趣,比如有關古代在電視劇、電影仍舊受到歡迎。」

謝偉傑稱:「我們不必說歷史很偉大,但至少,歷史對科學的同學來說,並不是完全與他們無關。我認識不少科學家,他們對歷史很有興趣,在工餘時間讀一些歷史書。當然他如何理解與消化是另一回事。但你在做科學研究的過程,大而廣之來說,了解前人的路途、成果時,也是歷史的過程,比如醫療史、科學史等,歷史的生命力仍在不知不覺間展現出來。我記起我在新亞任教STOT (即「學生為本教學與研討」)時,一些讀金融、人工智能的同學,他們匯報時也是從古代與昔日一步步說起,整個思考多少也從古代中取材。」

 

謝偉傑於古物古蹟辦事處就南越國的歷史作分享

 

流於表面的歷史?

確實,歷史某種程度上也稱得上甚受歡迎。坊間借歷史經驗分析待人、成功之道等的書汗牛充棟,大行其道,但這類著作往往單向地強調那些「帝皇將相」的主觀行動,在討論歷史人物時缺乏具脈絡的理解,較易變得流於表面,甚至產生不符事實的了解。不過,對這一類的論述,謝偉傑並不排拒,因為這些書寫正好展現了歷史的生命力。「所謂從歷史中學習用人之道、經營術等,在日本曾大行其道,有的甚至是由專業的歷史研究者所寫,展現了歷史的生命力,更可以說是對歷史的活學活用。我們不應視這些著作扭曲了歷史。我真誠地相信,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用人之道等也是當時古代人也關心的問題,比如劉劭的《人物志》便詳細地討論要怎樣去用人。當然,這些著作或缺乏了歷史背景,但是過去的人主要也是從歷史中學習,尤其君主從歷史中學習帝皇心術等。坊間對歷史人物缺乏脈絡的理解,正正顯示了學習歷史的重要性。」

謝偉傑進一步解釋:「最重要是學習歷史的目的,而每一個人的目的也不盡相同。對某些人來說,歷史背景不太重要。比如不少日本人以《孫子兵法》來論述經營術,甚至以之分析運動比賽時的戰術等。事實上,到了現在,我們還不清楚《孫子兵法》確切是誰所寫,但是《孫子兵法》的智慧不單止可用於戰場,更是貫通不同地方的,將之借用到現實環境,無疑是對歷史的活學活用。」回到通識教育這個主題,他認為這是大學歷史通識科目可行的方向,以古代的政治與戰爭的例子來說明經營術、決策的盲點等,對有志於行政、商業的學生有趣也有吸引力。「當然,作為大學教育的一部份,我們也要討論相關的一些底蘊,比如背後的政治社會環境的補充,論述上相對要較為全面,以達致一種較完整、較高層次的理解。」

 

李零先生的《兵以詐立:我讀《孫子》》正是這一類的著作。(網上圖片)

 

史學與世變

 現時大學歷史類通識教育科目多以通史/國別史(比如中國通史)、地方史(比如香港史、澳門史)、史學經典(比如《史記》、《漢書》等的研讀)為主,較為偏向事實論述與說故事。但是,史學實際上與現實社會多有互動,社會思潮的走向改變了歷史研究的方向,對於各種議題也有更大的關注。這些史學思潮又應何以帶入通識科目中?謝偉傑稱,以上提到的科目,對師生來說都是易教易學,但引入史學思潮與變動的話,師生所花力氣都要增加,但不失為一個好的方向。

扣緊思潮與變化,他會嘗試引入「史學與世變」的關係,強調歷史學習、研究並不死板,比如現時歷史學者對邊緣、大眾關注,正是起源於現實社會的平權運動。謝偉傑提到,他曾在理大開了一門以「古代中國的傳說與神話」為主題的通識課,並說:「一般人可能以為討論七夕、嫦娥、盤古開天辟地等,但我用了另一個取徑——以民族的神話建構作切入點,與學生一同了解一些有關中國文化的迷思,比如說中國文化是不是真的由儒家思想主導一切?我把這些都當作神話、傳說來討論,去幫助一些非人文學科的同學理解中國文化⋯⋯借這一個題目去帶出一些現代人比較關心的課題,或者以一些新的理論與框架去看待一個問題。這些新的嘗試固然是有意義的,但同時所花的功夫也會多了很多。」

這裹饒有趣味的是,謝偉傑談及了「問題」二字,而歷史系的通識科目,似乎多「說故事」,以史事論述作主導,問題意識相對不那麼強。他指大學的通識科的歷史教育除了故事之外,也應強調讀後能帶來什麼的反思與啟發。比如說在論述歷史故事時,同時分析某些故事在歷朝歷代的演變與影響,比如Paul Cohen 以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為例,討論了古代故事在二十世紀如何影響了海峽兩岸的政治環境,反映歷史故事成為了政治上可使用的文化資源(見Paul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他認為,歷史在通識教育應多做一步,不單純是說故事,更可以提及故事背後的意義與影響。「我時常會思考,在理想的狀態下,這個故事可以讓同學得到甚麼?當然故事本身也有價值,但推進一步,以追求知識作為目標的話,或者我們應該帶出一些意義。」

 

Paul Cohen, Speaking to Histo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網上圖片)

 

跨越地域、時代的眼光

最後,對於有志於歷史學的學生,謝偉傑建議:「不論對古代史,抑或是現代史有興趣,不要只專注單一專題、時代,要有一種跨時代、跨地域的眼光。這眼光並不是無中生有,我們需要一些根據。那麼,我們的思考何以構成?最後還是由廣泛閱讀而得來。我從事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但了解其他的文明,不論時代,比如美索不達美亞文明、古希臘、羅馬,以至近代英國、法國的歷史,往往能給予你一些新的思考。那些文明所見的歷史現象與問題,在你關心的領域有發生嗎?有的話,是完全相同抑或有點不一樣?又是如何不一樣?沒有的話,又是為甚麼沒有遇到這些問題?」

就他的個人經驗來看,從事古代史多少會面對材料不足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補上有根據的推論,又或者一些善意的想像。「這些東西從何而來?很多時候,也需要我們通過多閱讀不同(時代與地域)的材料與研究,才可以讓我們的推論與想像變得相對堅實。我一直主張大家讀史時的領域要讀得廣一些,闊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