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的文學」到香港文學

記樊善標教授主講《人在亂離時——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 散文卷一》

社會學/三 李欣庭

五十年代的香港,戰亂方息、人潮湧湧、百廢待興。街道日夜喧嚷、擁擠的唐樓交雜各地方言,報章雜誌漫天飛,一場場精彩的筆會背後是一個個蝸居巷弄、奔走生計的落拓文人。那時候的文字創作者都在關心什麼?創作有多大的自由,又有何種掣肘?他們如何理解自己、自己的作品與這篇土地的關係?

通識沙龍第六節,我們請到中文系樊善標教授,分享他編纂《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五零至一九六九年 散文卷一》的考慮和心得。樊教授更選出精彩篇章,讓聽衆一窺五十年代香港的歷史面貌和作家、知識人的精神世界,重新思考歷史機緣下香港在中文文壇中扮演的獨特角色。

第六節通識沙龍由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樊善標主講,方星霞博士主持,講題爲「人在亂離時──《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五零至一九六九年 ‧ 散文卷一》」。「亂離」,時劫也,而亦以形容五十年代香港散文「離散」的面貌。講座中,樊教授解析了他選文的原則、鑑賞文學作品的態度,亦具體介紹了五十年代香港的時空背景和文學圖景。

「大系」的說法源出日文,「大」言規模,「系」則言內部的組織聯繫,指有系統地匯編特定領域之相關文獻,以爲概覽。編選特定時期的文章不僅意在封存歷史,更是主動梳理一個時代的文學脈絡,思考個體創作與社會進程的交互。樊教授在五十年代散文的編選中亦一貫《香港文學大系》「爲歷史作證」的總旨,嘗試突破宏大的政治敘述,從個性化的文字中探求歷史的多元面貌。


亂離與新生

1945年,日佔結束,內戰打響,內地大批移民湧入香港。十年間,香港人口由五六十萬激增至三百萬,形成一個五方混雜、稠密擠逼的生人社會。龐大的新移民羣體重塑了香港文壇。南下的學者文人初到埠時,因語言不通、缺乏人際網絡,往往無法以原有專業營生。社會階層的下滑、國民身份和職業身份的雙重失落,令前途充滿未知。人在異鄉,飲食、水土不慣,難免更添思懷。研究者常將香港這一時期的文學概括爲「難民文學」。

樊教授在編纂文選時,卻從選取的六十位作家作品中發現多樣的創作基調。「難民心態」代表者如秋貞理(司馬長風),於日常之景的狀繪中即流露出對香港生活的厭倦。他遙想家鄉和四方游歷時聽到的「夜聲」,北平市井的叫賣、蒙古草原的風沙駝鈴、火車汽笛聲,如今卻被鬧市的喧嚷所淹沒。而客居香港,相似的人流嬉笑、鄰舍嘈雜、攤販叫賣聲,經作者流離懷鄉之情的渲染,竟變成「醜陋」的了。

但與此同時,亦有人在香港的新生活中「苦中作樂」,找到這片土地值得欣賞之處。四九年南來的易君左在內地已有文名,來港初靠美資文化機構立足,亦發揮舊技做新聞編輯、買書畫、教書營生。他感嘆香港的衣着標準寬鬆自由,爲便工作不必時時著正裝。〈春節逛花攤〉一文中,看到買來時折損的水仙在第二天清晨盛放,心生感動,平實的筆觸描繪出一抹生活的亮色。一反衆多南來作家的思懷筆調,沙千夢似是一個沒有鄉愁的人。她寫〈故鄉和外鄉〉,盤數自己遊歷過地方的種種好處,假設天堂是這些異鄉美物的集合,自己便欣然往之!

情願或不情願,在一個亂離的年代,香港成爲不少漂泊者新的生活和創作空間。樊教授所收的六十位作家中,一半以上於四九年前後來港,在五十年代永久離開的僅十三人。香港從一個動盪時期的中轉站開始成爲一個可定居之所,而留下的學者文人中,不少正值青年、盛年。他們努力地生存、真誠地創作,爲自己開闢新的文學空間,亦爲香港文學帶來「新生」。


政治與文學

中國大陸政權交替之際,左右派學者文人有「對流」之勢(《香港文學大系》主編鄭樹森語),而南下者仍較北上者爲多。國際政局風雲變幻,香港則成爲兩大冷戰陣營意識形態宣傳的基點。美國在香港建立全球人事編制最龐大的領事館,並由美國新聞處出版雜誌如《今日世界》、《四海》,透過亞洲基金會資助友聯、人人出版社。《大公報》、《文匯報》、《文藝世紀》等刊物則是中共支持下左派陣營的喉舌。[1]外來政治力量的對峙輔以本土強烈的商業競爭和商品化誘惑,常透過刊物的資金來源和運營,限制文學創作的內容與形式。而另一方面,西方強勢下,中共政權一再表示無意收回香港;殖民政府例行出版物審查,對突破政治底線者加以嚴懲,卻不會積極介入文學事務。政治力量的微妙平衡亦創造了爭鳴的平臺和對壘格局下大片的灰色地帶。

因此,此時的文學寫作遠非兩極對立、旗幟鮮明。不少作家將一己專長與政治宣傳結合,抑或在灰色地帶摸索試探,樊教授將其形容爲「壁壘穿行」。金庸、梁羽生、百劍堂主本以不同筆名從事創作,其武俠作品自成一派,已吸引相當數量的讀者。因三人皆供職於《大公報》,便受邀在《大公園》專欄連登散文(後集結爲《三劍樓隨筆》出版),雖說不免要扮演「國家委派人」的角色,筆法卻是曲折巧妙的。金庸的〈快樂與莊嚴〉一文,記接待由北京回程的法國電影人席上的談話,頗有些「文化外交」的意味。而除了記敘法國客人對中國的讚賞和喜愛,亦提及其對中國電影的批評,他本人還專就中國電影少用短促鏡頭、是爲便廣大農民觀衆理解作了解釋。文章以法語與中文音近引發的一個誤會作結,輕鬆幽默。如此「舉重若輕」完成政治任務的同時,亦保留了散文的藝術性,體現個人情趣。

當時香港文壇亦不乏超越政治立場,描寫世相、批評時風的創作人,同樣深得讀者歡迎。《新生晚報》的《新趣》副刊有個「三蘇怪論」專欄,用當時流行的「三及第」文體(即粵語、文言、白話雜用),搜羅評點社會趣聞。有一文論「活下去、活不下去、不活下去、活下去不」,「總結」人選擇了結生命的原因,原來是針對時任社會局長勸人不要自殺、履行「活下去的義務」之語,諷刺官員不恤民情。文章最後評論道:「人不但有活下去的義務,其實亦有要求活下去的權利;人有勸人活下去的權利,也應有使人活下去的義務。」文字圓滑逗趣,再讀卻是沈重的。另有〈論論論講古古古古口吃〉回應時人批評講古播音員模仿口吃「教壞細路」,反譏此類人陳舊保守、上綱上線,殺滅社會的生氣。這些短章一方面令人欣賞到中文的靈活變化之妙,亦讓今天的讀者一睹上世紀中香港的流行事物、社會百態。


從邊緣到中心

講座末有聽衆問及爲何從不自認「香港作家」的聶紺弩亦被收入文集中,又有人問大量南來文人組成的香港文壇是否只是內地文化的「再植」。似乎仍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寫在香港的文學如何就是「香港文學」?

樊教授的回應則引導我們將「香港」同時作爲「邊緣」與「中心」思考。一方面,香港爲避亂、避難者提供了相對自由的創作空間,使不同題材的文學創作成爲可能,亦爲許多人對家國議題的關懷提供表達、辯論的平臺。另一方面,香港作爲一個特殊的社會空間,立於不同政治力量、思想潮流的交匯點,以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不斷生成的文化性格,孕育出屬於這裏的作家和文學。隨著代際推移,生長於香港的作家漸多,寫作題材也較前人開闊。而離開香港的作家亦帶著這裏獲得的視角和經歷,與新的時空發生感應,使香港成爲文化傳播的節點。

歷史時空與文學創作從來密不可分。個體寫作者身處時代浪潮,激於時卻不必困陷於時。文學研究者、欣賞者正是懷著這樣的信念,悉心發掘創作者甚至創作載體的能動性,體察個體如何感受、應對乃至利用外部環境,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學時空。對於當下香港的創作環境,樊教授的感受是「痛苦,亦有期望」,相信限制下的探索或可生發創作的新路向。

若將文學創作的範疇由散文、小說擴展到流行樂曲,不禁令筆者聯想到通識沙龍第九講唱作人梁嘉茵博士(Serrini)的分享。面對商業規則對娛樂從業者的剝削、父權社會對女性身體與角色的規限、政治噤聲對表達空間的擠壓, 梁嘉茵在創作與公衆形象中追求自我的一致,倡導反思、剋制、與人重建連結的生活,是否是轉折期香港一種正在生長的文藝路向?


[1] 此段概述參考郭曉林《樊善標:人在亂離時,試為香港文學的歷史作證》,思想空間(2022年3月29日)。https://www.linking.vision/?p=9767